第七章 庸官
明朝农业水平比同期地欧洲和日本要高，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明朝的单位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要比同期的欧洲和日本要多。就剥削程度而言，欧洲仅教会的什一税就要收取10%。同时农民还需要向领主缴纳赋税，加起来自然远比明朝要多。至于说日本，德川政府的逢二抽一不谈，在德川之前地战国时期，大名们的收税额度通常也在40%-60%之间。于是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明朝的自耕农（不计佃农，因为地主收取的地租整体水平在40%-60%之间）能够自由支配的物资要远远超出同期的欧洲和日本同行。
……既然如此，那些纳税人凭什么拖欠钱粮？！
朱棣并不知道，其实有明一朝拖欠赋税根本就是家常便饭。
那些拖欠者都很狡猾，他们一般也交纳部分税收，并不全额拖欠，同时许诺以后会补交余额。相应的。朝廷对此一般都不会进行严厉的处罚，多半只是在一段时间内进行追征，但是拖欠两三年以后，就不能再指望拖欠者们补交欠税了。对于逋赋者，抛开人道主义考虑，鞭打、关押等手段很少有效果。这些累积起来的欠税成为最新赋税征收中的一个巨大障碍。所以只能蠲赦逋赋。这种事情在明代中后期很常见。皇帝可能下令蠲免某年以前地逋赋，这可能由于地方官的申请而适用于某个特定的地区，比如说1430年宣德皇帝就下令全面减免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税粮，蠲免额达300万石。特殊情况下，蠲免的范围甚至还可能适用于整个帝国。
然而对拖欠者几乎不进行处罚以及蠲免，却反过来鼓励了逋赋行为。因为，违法者可以得利，而守法者的利益却受损——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后世在街上看到有人昏迷，见死不救则什么事都没有，而采取救助行动者反而有可能被法院判罚。在这种情况下。逋赋行为自然而然地蔓延开来。结果。某些地方的纳税人便宁肯请人代杖也不肯纳粮了。
这种现象其实应该怪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是一心为农民着想的皇帝，规定了很多有利于农民地法律。拿拖欠税款来说吧。对于拖欠税款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没收拖欠者的家产。在西方通常都是采取这种办法。然而明太祖没带好头，不仅没有积极追缴欠赋税，反而明令禁止官员下乡以免骚扰百姓。草根出身的朱元璋爱护底层百姓到了什么程度呢？举一个小例子：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结果以其“能恢办商税”为由，褒其进京朝见皇帝，结果遭到朱元璋的批评：“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讯”。
第七章庸官
一夜无话。/wWｗ、ＱВ⑤。cｏМ\\
按以往的习惯，本该吃过早饭后便去附近比较有名的景区闲逛欣赏一下风景。可今天早上起来后皇上一直没有发话，其他人也不敢出言建议。直到十点左右，朱棣终于宣布将马匹寄存在客栈，步行去府城。
一行人步行进入府城，高气压始终笼罩在他们的上空。朱棣不说话，谁也不敢吭声。每当朱棣的目光无意瞟过某个随行之人，他们总是缩紧了身子，垂下头，象是被吓坏了的鹌鹑一样。这便使得朱棣的心情愈发恶劣了。
如果黄俨随侍在旁，朱棣老早就冲过去对着他猛踹了，那样心头的郁闷也可以稍稍减轻一些。偏偏张辅、杨荣、马三保全都不适合充当这种出气筒的角色。穿越至今，朱棣对人权的观念已经越发淡漠，但基本的底线还在。无缘无故地殴打张辅和杨荣对朱棣而言是件无法想象的事情。马三保虽然是个宦官，但即便朱棣不知道马三保就是未来的郑和，但马三保仪表堂堂，凭此朱棣也不可能把马三保当成黄俨那种弄臣的角色。
在这种前提下，从朱元璋开始，整个明朝皇帝对于百姓拖欠赋税几乎全都可以用熟视无睹来形容。既然皇帝并不在乎拖欠赋税的问题，地方官会吃饱了撑着去做费力不讨好地事？！
明成祖南征交趾，战争持续二十多年，八十万大军疲于奔命；郑和六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以万计”；修建北京宫殿，赴四川、云贵、湖广采木，工程历时十四五年，“所费数以万计，役死军士百姓不计其数”，而“督办官员能务公戒私，不贪赎厉民者，殆十之一二”；五次亲征漠北，每次动员兵力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搜尽天下府库以供军饷，数十万军民为之转输，造成“财力大窘”。如果仅凭想象，那么很多人都会认为永乐年间逋赋行为应该非常罕见。但事实呢？明成祖死于1424年7月18日，朱瞻基却于1430年下令全面减免长江三角洲地区，蠲免额达300万石的税粮。仅凭这个数据便可以得出结论：永乐年间地逋赋行为并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遏止——否则。区区六年时间长江三角洲地区怎么可能欠下300万石的税粮？
朱棣不知道另一个历史时空的明成祖并没有遏止逋赋行为，但他知道：如果不能有效地制止这种逋赋行为，那么即便百姓的收入越来越高，将来国家的税收仍然会越来越少。如果国家的收入减少到一定程度，那便无力修建大型水利等公共设施；遇到了大地自然灾害无力赈灾；农民起义或是外敌入侵则没钱打仗。总之，一个国家财政收入过少，那么这个国家离灭亡之期也就不远了。
每次读明朝地历史时。朱棣总是恨得牙痒。明朝地活力固然远远不如唐宋，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么大一个“发达国家”，到了后期却是赈灾也没钱，打仗也没钱！原先朱棣认为明朝没钱是因为没有系统地累进制税率，为了让最穷苦的百姓也有条活路，明太祖只能将税率定得极低。然而令朱棣失望的是，如今已经颁布了累进制税率，却没想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纳税人们却以“请人代替挨打”的办法拖欠赋税。若是不解决这个问题，以后生长在深宫大院的皇帝多半会以为百姓拖欠赋税是没办法，因此只好减免——崇祯皇帝没有数学头脑，征收地三大饷加起来每亩也只不过几斤（顶多十几斤）稻子，却被言官们哭喊几声就放弃了这个能够挽救明朝的办法。
论性格的残酷程度，朱棣自认拍马也赶不上这具身体原先的主人。但是对于逋赋行为，朱棣的态度却比明成祖更为冷血。朱棣一直都认为“农民都很纯朴忠厚”这句话很搞笑。在力量弱小的前提下，大多数农民会遭受压迫剥削不假。然而一旦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抗租抗税、久佃成业已经算是温和的行为了。暴*造反时，农民起义军不仅对地主残酷，对“阶级同志”同样残酷！从那些兽行中，朱棣看不出任何“纯朴忠厚”的迹象。
朱棣确实很郁闷。
赋税改革的主要思路是用役银取代大多数徭役，田产多的地主利益自然受损。然而在明初，地主阶级的力量正处于最为弱小的时期。因此，背地里诅咒的人倒是有，但没人敢明目张胆地反对这项改革。对于背地里咒骂的人，虽然也有过几例厂卫地秘密报告。但朱棣却选择了无视。如果是在公共场合咒骂，为了维护皇帝威严，朱棣自然不会心慈手软，轻者处以极刑，重者牵连家族。但背地里骂嘛，既然损害了人家的切身利益，挨骂又不会少块肉。这点胸襟朱棣还是有的。
朱棣自以为赋税改革会一帆风顺，因为他早就颁布了“凡官府中未登记的田地均为荒地。任何人都可以去官府登记，只需缴纳很少的费用便可获得开垦该荒地的权力进而拥有该地”的政策，传统地隐瞒田产这种技俩就变得不太好用了——土地对农民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为了能够只花费很少地费用便可合法获得大片“荒地”，他们甚至不在乎得罪当地大户。况且，抛开普通的农民不谈，地主阶级内部也并非一团和气。只要吸引力足够。地主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与阶级同志翻脸。
可惜朱棣忘了，任何改革都会受到反弹，区别只在于反弹的力度大小而已。
地主阶级不敢明着反抗，却可以和衙胥勾结起来玩弄一些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