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见了我，叫声姨后，一般不开腔。大概是紧张吧，姨是个作家，说错话，会被笑话，更不知手脚搁哪儿自在。他们有自己的猜想和度尺，可也不能不受自己父母的影响，姨是有坏名声的外婆生的坏女人，从前是这个家的耻辱，今后也是，姨的生活方式和言行，都与家里背道而驰，不值得尊敬。

这会儿，他们基本都在，对我客气地叫一声姨，算是打了个招呼。两个哥哥帮着大肚猫用一个大塑料口袋收拾盒饭的筷子和盒子，抹桌子。

“六妹，啥子不满意的地方，多说点。”大肚猫对我挤出笑脸。

“她不管事。”三哥打岔地说。

大肚猫对三哥点头哈腰，却一样转过身来，对我说法师会到，保证晚饭吃好。他神秘地说，“晓得吗，弹子石后街有一个女人暴死，埋的时候，棺缝中渗出鲜血来。阴阳先生不让下葬，他用琥珀粉灌服死者，用红花烟熏死者鼻孔。嘿，救活了，从此声名远扬。”大肚猫说他信服法师，法师的一句话就能让他乐滋滋，屁股朝天走路。

母亲走了。

母亲不是嫉妒一个比自己年轻的女人。

父亲伤好后，眼睛确认不能再在船上工作，便回重庆了。

父亲再也没有回宜宾。

母亲在事过三十多年后，还记得这事。我真想知道父亲怎么想？母亲说父亲不时寄钱给那母女俩，母亲说她们也可怜。

这个以丧事为职业的家伙，嘴巴怎么越来越会说。他抬起脸来，看着大门口，高兴地拍了一下胸膛，说，“哈，你看我们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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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八岁，弄清自己是一个非婚私生子的身世后，离家出走。无行李一身轻。后来在北京一个文学院作家班读书写作，1989年夏天，学校解散作家班，我在北京东躲西躲三个月后，在十月份转到上海一所大学中文系读书。没有箱子，一个朋友送了一个大旅行包。我把大包剪开，手缝成两个，容易携带，装所有的书、稿子和少得可怜的衣服。好几个朋友送我到北京火车站。

到上海却无人接，一个人来回搬两个沉甸甸的包，再从车站搬到公共汽车上，汗流浃背。上海啊上海，一到这块土地，就累死累活，我与上海如此结下缘。那段时间读的书差不多都是上海租界帮派妓女历史杂书。

从上海到伦敦，年年从中国回到伦敦，行李由多到少，里面都是丈夫要的治感冒、高血压和鼻炎的药。

从未带两个旅行箱回重庆。除了自己的换洗衣服，全是带现金。我靠写字挣了多少，剔出自己的生活费，就带多少，给母亲和姐姐哥哥们。他们的孩子，读不了重点学校，就要缴费，让母亲垫钱，我再把钱给母亲，让母亲亲手给他们，以便他们对母亲好一点。支持他们的下一代读书，成了我的义务和责任。这些年逝去，没一个下一代孩子读书成了气候，也没听到他们对我说一声谢谢。人忘性大，不记仇就好。很少听到哥哥姐姐说他们的孩子如何，也听不到侄儿女自己告诉我他们的学习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