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5章

尧明想起了在中世纪时，法国教士让法国人种植红薯，为圣女贞德筹集军粮的故事。就建议在南方农村广泛种植红薯等经济粮食作物。邓小平则敏锐地意识到这种粮食作物不方便运输，必然出现让产粮地的农民吃红薯，却将大米等往外调的“逆经济”局面。中国农民的自私性是很强的，要实现这样的步骤，必须靠政府行政命令和强制。尧明则补充建议，让国家拨一部分经费普及教育，也吸引慈善和宗教机构普及教育，却从小孩开始，教导他们爱国爱民。以这种方式，帮助农民理解国家的“逆经济”政策，疏导农民的心态。

同时，尧明建议推行“粮票”以及相应的配给制度，靠粮票控制粮食消费，保证有粮票的人，都能吃饱饭。并靠粮票的流通，引导粮食运输。当然，这种配给制度也有弊端，那就是若搞得太公平了，就很容易出现“吃大锅饭”的局面，弄不好，反而搞出了乌克兰式的灾荒。中国农民的自私性是很强的，政策制定不能理想化，必须考虑人的罪性。

尧明建议采取与德国类似的措施，领粮票的男人要参加义务劳动，包括修路等。其实中国正面临一个经济发展时期，只要政府组织得好，劳动力不是富裕，而是缺乏。针对中国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情形，尧明则建议不按家庭，而按人头，将妇女和小孩的救济粮票直接发给妇女。妇女领取粮票和救济，则需要参加义务教育，学习文化，并教育子女。

中国人常说：“不能治家，何以治国。”，然而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治家，先将女人变成生育子女、发泄性欲，甚至发泄心中积怨的工具。对孩子则是打骂由心，蛮不讲理，要求小孩对大人盲从。如果说中国人不寻求上帝，那就大错特错了。旧中国，在家里男人是上帝。在外面有权有势的人是上帝。在地方军阀是上帝。在国家独裁者是上帝。在二十一世纪嘛，独生子女是上帝。

带着相同的思维治国，可以想像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解放妇女，让妇女有真正的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却是解放中国人思想的一大根本。保护儿童权利，教育儿童，也是改变中国社会的关键。

这个阶段的资本家的特色是极端自私，缺乏道德，赚取人民的血汗钱，发国难财成风。山西其实不缺粮食，但一下子增加了部队数量，又增加了各种建设工程，粮食需求在增加。商人们就趁机放大这种需求，造成恐慌心理，以谋取暴利。

阎锡山是商家出生，孔祥熙也是山西富商出生，两人在一起，其实是很容易针对商人，找到对策的。偏偏孔祥熙私心太重，有些事情涉及自身利益，而阎锡山则过于中庸，深怕太出头，得罪他人。

尧明当即采取了激将法：“对付山西商人，却是山西商人心里最清楚。只要我们的财政部长和农业部长能超越自我，在短期内，拿个临时方案出来，对付山西富商并不难。难的是制定一系列实用的长远制度，以国家宏观调控和国家局部参与的方式，让国家具有对粮食交易控制的能力。”

大家对尧明的建议中的后一项感到惊讶，就向他询问其具体内容。尧明道：“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利有弊，设置任何政策，不仅要考虑可行性，还有考虑副作用，考虑制约副作用的机制。在战乱时，最简单实用的，可以称为快打斩乱麻的方法，是国家对粮食统一购销。”

尧明又道：“这种方法的弊端也很大，一刀切后，没有了差异，会打击农民的积极性。人都有自私的罪性。不管是商人，还是农民，由于少了教化，自私性很强。必须承认这个现实。”

孔祥熙面露难色，这一些政策若施行起来，自然都很好，但国家税收不到位，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便说道：“中国的难民，最好不要太迁就。难民往往也是刁民。要是刁民都吃饱饭了，其他人就会不平衡，不想干活了。”

尧明又叹息道：“基督教讲究赎罪，讲究对神的信靠顺服，也尊重国家政权。其实可以帮助国家管理。若信教的人比例大，我们制定政策时，鼓励因素可以多一些，防范因素可以少一些。”

“宏观调控，则是对粮食价格波动范围进行指导。局部参与则是在某一些地区，由国家进行一些短期的购销，帮助消除流通中的堵塞。最关键的，是粮食的流通。我只想建议一些原则，具体方案嘛，不论是阎锡山先生，还是孔祥熙先生，都知道富商们是怎样钻漏洞的，也更知道如何才能堵住这些漏洞。难的却是为天下办大事，要损伤自身利益。”

阎锡山红着脸说道：“尧兄的一生何求之言，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既然想求影响天下之大权势，那鸡毛蒜皮的中庸之道，早就该放下了。我只是恶习难改而已。”，他又对周恩来说道：“总理放心，这件事情，我回去就认真地想一个方案。到时候还请孔部长指教。”

孔祥熙却是一直以姓“孔”而自豪的。中庸之道，原是孔孟之道的精髓，听阎锡山如此唾弃之，不由得脸色阴阴。尧明顺便提醒，不管经营哪一个行业的商人，不仅要受管制，还要有一本营业执照，才能取得这一行业中的经营权。那些囤积粮食的富商，干脆靠法律手段，禁止其粮食经营，把这股风气先压下来。

如何安置难民又是另外一个大事情。尧明强调最基本的原则是“国家爱人民，人民才能爱国家”。原时空中国的灾荒年中，逃难的夫妻装扮成兄妹，让妻子再出去嫁人，丈夫帮人打工，变相地为了糊口而卖身为奴隶的例子真的不少。尧明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