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我看麻兴福对魏晓飞倒很器重。”王坚思索着说：“魏晓飞敢说敢做，再说有魏主任的面子，我想让她担任会计，麻兴福即使心里不同意，嘴上也不会说出什么来。”

“不差！社员们是个耙子，会计是个匣子。会计要失职，社员们的血汗就白流了。”徐万先时那犀利的目光变得柔和了，深渊似的双眸中，流露出兴奋和期望的神采。他说：“这个关口要把住了，再就是操心种地。”

“种地？不就是种、铲、耥、收吗？这有啥操心的？”孙玉君一脸的不耐烦。

“种地的奥妙大着呢。”王忠厚边想边说：“广播里说咱这土质绵软，还说若能合适施用化肥，都能实行科学种田，这几天我一直琢磨，怎么也琢磨不透。”

“什么科学？一埯三株就够劲了吧？长出的苞米棒都没有谷穗大，你还能来个四株五株吗？”孙玉君眨动着金鱼眼，脖粗脸红地冲着王忠厚挥动着拳头，好像王忠厚就是那三株的推广者。

“刚出学校门，这不是一般的活呀，不行就说一声。”

他，叫王忠厚。今年三十岁。高高的个儿，虽说身体不胖，却长得很结实。大方脸膛，黑里透红；一双大眼，黑白分明。他住在王坚家的东院，两家只一墙之隔。他的为人就和他的名字一样，忠厚老实。用老农的话讲，那叫心眼不坏。他在队里是位年轻的赶车“老把式”，又是赶头车的，还参加了队委会。

因他为人忠厚，所以在生产队很有人缘。只有一点让小青年们不乐意。他不许任何人捅咕他的马车。就是夜里谁家要去接老牛婆，他即使睡熟，只要有人来取马鞍子和套包，他穿上衣服就去。他很少抽打自己的马，谁要故意抽他用的马，他就要粗着脖子红着脸骂祖宗。

这会儿，他眯缝起双眼欣赏起自己耙上的三匹马来。有人说，人多力量大，天大的困难也不怕。他才不信呢！要他说：那叫人多马也行，到秋才能满堂红。不对？种地要马，耥地要马，打场要马，送粮还要马，这人活着，是和马分不开的。他正想得入神儿，突然听见徐万说：

“王坚，以后对麻兴福，你要长点心眼儿，说得在理儿，就听；说得不在理儿，该顶的也别含糊。他呀，都让老婆给教坏了。上边来人，恨不得叫人家爷爷。对待社员，动不动就骂娘。妇女们说得好，逢人被当驴，当驴都白肚皮。过去我听着，觉得别扭。现在想想，也还真是那么回事。唉！当领导的，无论对待什么事，不光要考虑到前因，同时也要考虑到它的后果。没有目的地乱想蛮干，脱离群众去胡搞六弄，哪有资格当干部？还说什么‘你要我不要，不要白不要，白要谁不要。’这话出自干部的嘴里，多叫人痛心呀！”

“这，这倒也是。”王忠厚没了辙。

“三株三株，三个都细没一个粗。杆喂老牛，穗喂母猪。三株根本就不办事！种地的农民谁不知道？可又非种不可，活见鬼！”

“王坚，”孙玉君凑到他跟前，歪着脑袋打量着他，说：“你可是隔年的鸡毛——掸（胆）子不小哇。”

“这是事实。”

“可不是咋的。每年我去铲地，见着三株就砍。留三株是马天才独出心裁，麻兴福曾对我抱怨过，可他就是没有勇气与马天才辩论。有一回，马天才把我弄到大队，批斗我时他问：‘你这么干出于什么目的？’我告诉他，‘为了多打些粮食。’马天才扬着大巴掌硬是答不上来了。其实呀，要想种二株，垅大点，苗稀点，肥多点，这还真能多打粮食呢。种三株，纯粹是扯他妈的蛋！这二年，一是粪挑不过来，积不起来；二呢，麻兴福怕我捅马蜂窝也不让我上地。”他热情地看着前进中的人们，深谋远虑地说：“今年咱下决心与马天才的三株作对到底，要不，可白瞎那黄呼呼的大粪了。”

“这种人为造成的损失，只要社员们齐心，会计把住关，再有个好保管，我觉得是能制止住的。”王坚思索着说。

“那个老黄会计，病病歪歪的，连气都拔不上来，就是把着账本不丢手，真急人。”王忠厚惆怅地说。

“猴屎稀——坏肠子！”孙玉君用铁锹挑着粪积子扛在肩头，跑过来就插上了嘴：“账里八成有油水可捞。哼！就是晃着膀子捞，也是有天没日头了。这两天不停地挂着点滴，说不定冬天不到就去阎王爷那报到了呢。”

“也真没大闹头了。明个我抽空去找找魏三乐。会计与队长不一样，那有手续跟着呢，真要到不省人事时再着手找人接账，善后的是非扎手不可。”徐万忧愁地说着，不由得长长叹息了一声。

“这是个紧要的关口，麻兴福非插手不可。咱们在一旁不过是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哇！”孙玉君一本正经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