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秦岭表示赞同：“人总要有些梦想，人生最重要的是体验，是过程。去年有支外国登山队在攀登珠穆朗玛峰时遇到雪崩，登山队员全部遇难了。有人认为他们的死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无论你是否登上顶峰，都不会给人类的实际生活带来任何改变。可我却为这些运动员哭了，我相信他们是因为心灵深处的呼唤而踏上征途的，我也相信他们在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已料到这可能就是一条不归路。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止雪山对他们的召唤，因为那就是他们心中的终极精神世界。他们是为梦想而死的，他们一定拥有许许多多美好和纯粹的体验，他们不该有遗憾。泰戈尔说，过于功利的人生就像把无柄的刀子，也许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在我们的生命中，是需要一些纯粹的本质的体验、最初的体验的。”

“那我也许就是个理想主义者吧。”

“你肯定不是，也许你曾经有过理想，但至少是现在没有了。我很熟悉你们这类人，我们学校也有一些，从气质上看，你们都差不多。”

钟跃民严肃起来，他很想听听别人是怎样评价自己这类人的，他问道：“秦岭，你说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秦岭笑笑说：“真想听？我说了可别不高兴啊。简单地说，第一，这类人首先是好勇斗狠，有暴力倾向，一句话不合便拔刀相向。第二，这类人反感一切正统的说教，在别人看来很神圣的东西，到了他们嘴里便成了笑料。第三，这类人有一定的文化品位，也喜欢看书学习，其主要动力是不愿把自己和芸芸众生混同起来，他们喜欢表现自己与众不同，因此也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

钟跃民说：“按你的意思，这种人大概属于有点儿文化的流氓，你很反感这种人吗？”

秦岭恍然大悟：“噢，上次在县城闹事的就是你们？我们都听说了，老乡们都说从北京来了一群土匪。”

他们走回知青点开始做饭，钟跃民和秦岭一起捏窝头，郑桐坐在灶旁往灶洞里塞柴火。

钟跃民问：“秦岭，你为什么叫秦岭？”

秦岭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我老家在关中地区，我爸又姓秦，我刚生下来时，我爸一时想不起该给我起什么名字，我妈说干脆就叫秦岭吧。”

钟跃民说：“那天你一唱歌，可真把我震了，够专业的，你在哪儿学的？”

秦岭淡淡地说：“谈不上反感，这不过是人群中的一类人罢了，既算不上流氓也无所谓好人，毕竟在世界上好人和坏人都不太多，大部分人属于中间状态。就像《在路上》里的狄恩、《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他们不过是厌恶平庸的生活，喜欢选择一种适合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本身没什么错。”

郑桐有些吃惊地问：“这些书你都看过？”

“不但看过，我还挺喜欢呢，还有《向上爬》《带星星的火车票》，都是我喜欢的书。”

钟跃民也惊讶地看了秦岭一眼，他有种找到知音的感觉，看来刚才的几十里地山路没有白走。秦岭提到的这些书都不是公开出版的书籍，只有供高级干部出入的内部书店才有，据说是供高干们“学习批判”用的，书的封面是灰色或黄色的，没有任何装潢，俗称“黄皮书”“灰皮书”。这些书在北京的干部子弟圈子里很时髦，钟跃民和郑桐都看过。

“你说得没错，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当乖孩子，在这个世界上，谁也没有资格去教训别人，哪怕是长辈也不行。咱们先是被告知要解放全人类，后来又要接受再教育，我就纳闷，凭什么就老得有人教育咱们，还给你指好了一条路，让你别无选择，必须走别人希望你走的路。这实在太不讲理了。我羡慕狄恩，喜欢那种‘在路上’的感觉，那无非是要体验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钟跃民说。

“和我妈妈学的，她是民族歌舞团的民歌演员，就是唱陕北民歌的，我从小听也听会了，可你怎么也会唱呢？唱得也很不错嘛。”

“我爸在延安待过，他喜欢陕北民歌，我小时候也经常听他唱，到这儿插队以后，我和我们村放羊的杜老汉学了不少。”

秦岭看了他一眼，淡淡地说：“你是干部子弟，肯定是家里受冲击了吧？”

“你怎么知道？”

“干部子弟来陕北插队的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类是理想主义者；还有一类是父母在政治上失势，株连到子女，又没有别的门路，所以只好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