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一想到这些，他就不能不在高良杰那目光下浑身发抖。

古尚德更厉害地哆嗦了一下。他又掏出了手绢，他的额头又涔涔流汗了。

有一堆人中，有两个人“抬”的嗓门极高，凶得可怕。

“还有，那年正月初五的事，你应该多少有点教训吧？”

小炉匠领着徒弟立刻把那套锯斧凿刨锛从人堆里抱着挤出来，满头大汗地放到院子一角贴墙的空地上。小炉匠病歪歪的黄脸老婆和十三四岁的女儿已经站在那等着了。他让她们看守上东西，又领着徒弟挤进包围着一垛木料的人堆中去“抬”了。

古尚德整个身子又像刚才一样剧烈地哆嗦起来。

“你这样态度不但对自己没好处，也要害了子女。”他看着往人群外面走的古尚德，撂过一句似乎和善其实很厉害的话。他知道什么样的话能一句敲住古尚德。

“三百。他妈的，你还抬不抬？”

果然，古尚德一下站住了，眼睛里露出惶然的神情。

“二百七！”

“1948年、1949年在太原，那段时间你就没有一点教训吗？”高良杰和善地、甚至有些含笑地看着他说道。

会计是个红胖脸的年轻后生，高高站在胶轮车上，左手拿着账本和算盘，右手拿着笔，汗津津地四面招呼着，一会儿手拢在嘴边大声嚷着，一会儿手放在耳朵上吃力地听着。听见白庆余的喊叫，他用压倒其他喊声的嘶哑嗓子嚷道：“好，那套木匠工具，白庆余喊到头了。他出八十块，听见没有？八十块！还有人再抬价吗？没了吧？好，白庆余，那套工具归你们了！折价八十，账记上了。”

一个人一生中总有一些说不太清楚的事情。而这往往就成了他的软弱点。1948年，十五岁的古尚德去太原考高中，稀里糊涂考进了阎锡山的一个什么训练班，刚进去半年，太原解放了，这是他第一件说不清楚的事情。王秀丽是他的前妻，1957年曾拿着他的信揭发了他，离了婚。他是在信中说了些情绪冲动而不当的话。可谁能保证夫妻间的每一句话都经得住政审呢？这是第二件说不清的事情。那年正月初五，炕火烤着了他在木器厂当会计的账本，烧掉了无关紧要的几页，这又是他问心无愧但又说不清楚的第三件事。

只见小炉匠和徒弟白庆余从一堆人中满头大汗地挤出来，欠起脚四处张望着，喊着：“会计，会计！”

这三件事，是一般人根本不在意、不知道或者早淡忘了的事情，可高良杰却样样记得逼真。他对每个人隐藏在隐秘处的那点东西洞若观火。这正是这个人可怕的地方。他的大脑像个巨大的档案室，那里储藏着每一个和他有过关系的人的情况，包括每一个细节（譬如，古尚德在给他前妻信中的那几句不当的话，他能一字不漏地记住）。他每见到一个人，首先在头脑中就浮现出对方的履历表：姓名、年龄、成分、籍贯、政治面貌、家庭及社会关系、简历、历史问题、现实问题……这成为一种条件反射。凡是可以归入档案的那些情况，不管是谁的（社员、干部、同事、同学、上级、下级、朋友、亲戚、有过一次来往的记者、领导……），他总是一下就记住，从不忘却。在他头脑里，没有一个底细不清的人。古尚德明白：就连他过去交待历史问题时在前后几次用语上的细微矛盾，某一天某一时的时间交待上的细微出入，高良杰都记得清清楚楚。

高良杰一眼就看明白了：这是在分木器厂的财物。今年包产到户了，会木匠活的社员都各自出去揽活了，木器厂停了。小队里一直思谋着把财产分了，高良杰当然不同意。没想到今天他们瞒着大队先斩后奏了。一圈圈人群中，地上堆着电刨、电锯、成套的木匠工具、油漆、架板、原木、板材，还有平车、手扶拖拉机、胶轮大车……一律拍卖给个人。这时，只听见这一堆人在“五块”——“六块”——“六块五”——“七块”地“抬”着喊价，那一堆人是在“六十块”——“六十五块”——“七十”——“七十三”——“七十五”地“抬”着喊价，几十堆“抬”的喊嚷响成一片。

“二百六！”

古尚德在他的目光下哆嗦了一下。

“二百？二百五！”

“1957年你提的那些意见是对的，可你自己没有一点教训吗？给王秀丽的信呢？”

“二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