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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想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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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凡自从深悟漂的意蕴以后,有时也故意借机树立漂的形象。但做得很节制。因为毕竟是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非常明白量变与质变的关系,漂得过度岂不成了贪?说实在的,汪凡资历太浅,又无职无权,漂的机会几乎没有。那天买了一双新皮鞋,有同事见是本市路遥皮鞋厂出品的就问是不是漂来的,语气有几分敬佩,有几分羡慕。汪凡连忙摇头,不是不是,自己买的,花了四十八元钱。表情却更加十倍地不置可否。那同事越发不相信他是买的,发誓赌咒了一番,最后让了步,说他起码是买的出厂价。汪凡只好点头,说,不瞒老兄了,确实只是出厂价,三十六元。不料那同事心也动了,硬要借汪凡个面子,替他也买一双。汪凡无奈,慷慨应诺,好说好说,明天中午我抽空去一下。第二天中午,自己只得垫上十二元钱给同事买了一双来。他妈的,十天的伙食费算是黄了。

有天马主任很超然地对汪凡说:“全靠你顶了上来,我轻松多了。年轻人成长起来,我就放心了。”

话又回到前面。那位同事问汪凡的公文包是哪里漂来?他说,哪里哪里,自己掏钱买的。讲的确实是实话,表情却是不置可否。他并不想否认这公文包是漂来的。因为他还发现,同事们好像都这样,从不坦白承认自己漂,也不据理否认自己不漂。原来人们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意识——在外漂不开的人绝对是个废物,会被人瞧不起。可这漂,尽管不碍廉洁,却也总有点那个。

汪凡条件反射,答道:“还不是主任的栽培?替您分担些担子,也是应该的。”

偶然间,挎包革命让他明白了一些道理。那天,一位同事说他那个公文包很别致,问是哪里漂来的。说到这漂字,汪凡平日也常听机关干部们讲,隐约理解其意义,却并不深究。今天见同事们把自己也同漂字联在一起了,不免略略研究了一番,原来意义丰富得很,但却是从《尔雅》到《说文解字》到《康熙字典》到《辞海》哪怕是词洋词宇宙都没有解释过的。汪凡也无法给这漂字下个准确的定义,大概意思是下基层吃饭抽烟拿东西之类都没有花钱。反正没花钱这是绝对正确的。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那就是这漂同坐在家里接受别人进贡是两码事。坐在家里架着二郎腿儿,老爷气十足,接受别人进贡,那个做法,讲得难听些,简直是收受贿赂!而在工作中漂将起来,那可是顺乎自然的。仔仔细细地再琢磨一番,汪凡还发现,干部们用这漂字,不仅使小节问题同腐败问题泾渭分明,而且让语言风格变得隐晦而潇洒。汪凡甚至想到文学艺术的表现能力真是太有限了,像这样一类艺术性极强的语言,小说如何表现?影视如何表现?这漂字简直底蕴深厚奥妙无穷!

上班铃响了,汪凡不想起床,他发誓要消极怠工,看你这匹老驽马把我怎样。但只迟疑了片刻,他还是起身上班去。小不忍则乱大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很平静地过了几个月,办公室岗位作了小调整。张大姐不再从事文字工作,改作档案员。马主任很体贴地说,这是照顾她爱人经常在外,一个人带着小孩很辛苦,管档案清闲些。汪凡知道,在机关干部的观念中,文字工作虽然很累,却很体面,这是有一点层次的人才干得了的。张大姐很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但她那种失落感,汪凡隐约察觉出来了,很有愧。他真想宽慰她几句,但又怕伤别人的自尊心。

他闯进自己那简陋的房间,重重地躺在床上,胸脯急剧地起伏。他愤愤地摸着自己的后脑,恶毒地想,我汪凡不凡,天生反骨,是要造反的!暗自用尽了最狠毒的语言诅咒马主任,而且进入他思维语言的已不是马主任这个称谓,而是牛马畜牲的马——这匹不中用的驽马,丧妻不够,还要绝后的。

马主任依然把平和与严肃处理得很有度。一般情况下都是温和的,属员有缺点,同样不留情面地批评,却不让人感到是在责难自己,而是在爱护自己。

汪凡觉得头上灼痛难忍,简直不是在理发,而是在开颅。好不容易熬到理完发,他匆匆付钱,逃也似地跑了回来。

他俩进行这番对话时,张大姐在场,她正给马主任送资料来。

于是汪凡破费十五元六毛钱买了一个黑色公文包,夹在左腋下,右手很干部味儿地甩着。别人似乎都没有在意他的挎包革命,更无从体会这场革命的深远意义。汪凡反倒感到高兴,因为这说明他从诗人气质到干部风度的演变是平滑过渡。改革开放追求的最佳效应可就是平滑过渡哪!不然物价波动人心浮动社会震动怎么办?

过了几天,汪凡从档案室门口经过,张大姐叫住他。“大姐有什么吩咐?”汪凡笑道。张大姐表情平静,却压低了声音,说:“你写的材料还得给马主任看看,信大姐的话有益无害。”

汪凡有十二万分的信心在机关干下去了。他觉得还应全方位塑造自己成熟的形象,让别人一看就是地道一个汪凡同志而不是小汪。细细反思之后,他精心设计了自己。言行举止应更加老成、干练,外表形象还需革命一次,小平头当然要保留的,黄帆布挎包务须革去,代之以黑色公文包。原以为背着那洗得发白的黄挎包很潇洒自如的,连李向南都背,现在一想,简直是酸溜溜的诗人气质的尾巴,必须像阿Q讲的那样:咔嚓!

汪凡嬉笑道:“不信呢?那就有害无益了?”

张大姐从此一丝不苟地整理着文书档案。没事就坐在档案室里看杂志,或望着窗外的夹竹桃。原来快嘴快舌的,现在话语也不多了。汪凡见了,很伤感,担心她长此以往,整个大活人也会变成档案的。难道是马主任有意整她吗?但又不像,一来并没有就那件事批评过她,二来调换岗位的理由也是很堂皇的,三来事后几个月才变动工作。也许这就是马主任老谋深算之处?若这样,也太忘恩负义了,没有张大姐,你还能有这么个小妻子?汪凡左思右想,认为马主任确实是照顾张大姐。这样一想,汪凡自己也轻松了些。人家张大姐可是豁达的人哪,现在不多讲话了,只是因为档案室只有她一人,同谁讲去?于是,有回见到张大姐又呆坐窗前,汪凡就调侃道:“张大姐好雅兴,宁静致远呀?”张大姐莞尔一笑:“我哪有那么深刻的思想?”看到张大姐的情绪真的很安静,汪凡放心了。

汪凡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早已很倒霉了。那天中午他去理发,就在第一次理小平头的那个理发店。他正理着发,另一个座位上的顾客无话找话同师傅攀谈,问师傅评职称没有。那个师傅十分不屑地从职称讲到文凭,说职称有什么用?文凭算什么?最后举了个例,令汪凡如五雷轰顶——有回市府办的马主任到这里理发,马主任你知道吗?是市长身边的红人,大秀才,人家只是个高中生。马主任讲他办公室今年新分了个大学生,还是个什么本科生,连你们两个字都不会写。你不信?骗你是狗日的。马主任那个人我可不是打一天的交道,从不乱讲的,是真的。那马主任真会整人,老叫那个大学生写材料,可写出来的都是狗屁不通的,马主任都重写,就是要整整他。那小子还牛皮十足,说要写书。你听马主任讲起来更好笑些。

汪凡越来越成熟了,他写的材料马主任再也不用动大手术了,只是作个别字句的修改。后来竟经常发现马主任有些地方改动得不太妥。这说明自己已站在一个新的台阶上,居高临下地审视马主任的功夫了。汪凡感到很快意,但也不申辩。应维护领导的权威,这是职业道德的要求。曾经有一阵子,若发现马主任改得不太得当,口上不说,却变着法儿纠正过来。办法通常是谎称某某市长或副市长改的。只要说是某某市领导旨意,马主任绝对服从,这是他的优良品德;有几位副市长年纪都在马主任之下,但马主任对他们同样敬之又敬,似乎自己成了小字辈。汪凡对此感慨极深:这是难得的政治品质呀!当时汪凡之所以把马主任不太贴切的修改看得那么认真,不是因为固执己见,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更不是对工作高度负责,百分之百的原因是怕人见笑。后来发现从来没有人对本室的文墨功夫挑剔过。汪凡知道不是自己和同事们真理一般地正确,原来这文件、简报之类的太多了,人们早已视如儿戏,根本没有人认认真真地看。再说,谁有闲心像语文教师那样去推三敲四呢?于是,汪凡写起材料来少了许多的拘谨,更加挥洒自如,文字更显得老成稳健。自从市长有回在闲谈中对汪凡的文章做了充分肯定之后,马主任修改他的材料便更加客气了。后来马主任竟干脆说,不要我看算了。汪凡心想,这样也好,减少了办事程序,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于是,以自己名义写的材料自己定稿,为市长起草的讲话直接呈送市长审阅。市长也十分习惯汪凡的文风,每次起草大会讲话稿之前,都直接找汪凡商量提纲,而以往都是马主任听取市长指示之后再传达给汪凡的。汪凡有了市长的亲口旨意,更能做到心领神会,讲话稿的质量市长越来越满意。汪凡觉得自己已到了最佳竞技状态。学习中央和省里领导的讲话时,他的主要精力不是领会其精神实质,而是非常得意地把那些文献同自己写的东西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的结果通常是:中央和省里办公厅的那些人,智商并不比自己高,我汪凡若是坐在他们的办公桌上,照样“同志们”的写出大块头文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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