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曹楠的第三次讲述
“我们怎么？”
“那倒不是……”曹楠迟迟疑疑地答道。她的迟疑让邵长水觉得，这里头可能还隐藏着什么难言之隐。
“我没在跟谁玩游戏……没有……”她哆嗦着，低声地喃喃着，眼泪在眼眶里亮亮地滚动着。
“那是什么问题？”邵长水又问。
“不要跟我抠字眼儿，警告也罢，劝告也罢，你怎么知道那天一大早我会赶回省城来向李前主任汇报的？这事，除了我自己，李前主任和我们刑侦总队的主要领导以外，任何人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时间、地点都那么精准。你简直跟那位搞到德军进攻苏联、日军进攻珍珠港情报的战略间谍一样，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啊！你为什么对李前主任有那样一种戒备心理，但又一直跟他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你那么敬重劳叔，但在他突然死去后，却又长期隐瞒着对破案有重要意义的这份材料。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到底想干啥？小小年纪，想在这样的事情上跟我们玩游戏？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曹楠又迟疑了一下，深深地吸了口气，这才又往下说道，“他从来就没支持过劳叔，一直对劳叔去陶里根的行为表示不理解，甚至觉得他这么干特别幼稚、特别的不成熟……”
她点点头，忙说：“那我就从头说起。先说我和李前主任、劳叔他们这些前辈和领导的关系。你们一定知道我是他们的好朋友，但不一定知道我还是祝副市长和顾代省长的好朋友。李前主任和劳叔经常到图书馆来找资料，因此，我们认识得比较早。祝副市长是李前主任介绍我认识的。他经常开一些书单来，让我找齐了给他送到他办公室去。一开始，送完书，他就让我走了，后来总要留我在他那儿聊一聊。他和李前主任一样，家庭生活不太美满。李前主任的妻子和儿子都下海做生意去了，在那片白杨林里，在那幢老式的木刻楞大屋里，撇下了他自己一个人。他需要一个女儿那样的小辈来陪伴他，满足他做父亲和做男人的心理。在这一点上，祝副市长似乎也存在着同样的‘困境’：祝副市长的妻子是他大学里的同学，至今还在一个学术机构从事经济方面的研究工作，听说是搞什么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是个非常有个性、有主见、自由主义色彩相当浓烈的女学者。妻子不太赞成他从政。她认为中国在今后一百年内，缺的不是官僚，而是真正能产生思想并有勇气表达自己思想的学者，中国需要一批真正的脑袋。但她也不干预他的选择，当然，说实话，她想干预也干预不了。于是两人相敬如宾，各干各的。有个儿子，非常聪明好学，却不幸得了先天性进行性肌肉萎缩症。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全身的肌肉将逐渐萎缩，最后导致多器官衰竭而终。这是一种迄今为止都无法医治的疾病，大夫的判定是，活不过十八岁。儿子的不幸加重了原先就笼罩在他家庭上空的那块阴影。也正是为了不让儿子的心灵和生存信念遭受更大的打击，争取让他活过十八岁，夫妇俩才维持至今没离婚。说老实话，他是第一个‘发现’并公开说出我身上有一种清淡的香味儿的人。后来祝副市长经常带我去参加他们那个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聚会，那样，我又认识了顾代省长。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陶里根的市委书记兼市长哩，不久，就调到省里来当副省长了。顾代省长后来还经常跟人开玩笑说，我是他的福星，给他带来了‘好运’，所以他要把我‘收编’为他的干女儿，但这也只是说说而已。他的情况，你们应该更了解。在调到省里来以前，他真是一个啥事都敢干、啥话都敢说、在陶里根绝对是老子天下独一份儿的人。但自从调到省里以后，尤其是当了代省长以后，可以说，他好像整个儿都换了个人似的，方方面面都收敛了，慎重了，当然也不会去干那种‘收编’哪个女孩儿为自己的‘干女儿’那一类事了……
邵长水说道：“只要是实话，只要跟案子有关，怎么说，说什么，你自己决定。”
“下面，我将着重说说劳叔和我。当然，还会涉及那几位，特别是跟案子有关系的，涉及谁，我再连带着说说谁的事。到那时候，我会再说得详细一点。
在“发表”了这样一通开场白以后，她问：“我想从头一点点说起，可以吗？”
“……劳叔出事，当天晚上我就知道了。消息是李前主任告诉我的。事后我才知道，您给他打完电话，他随后就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了这情况。他知道，在我心里，劳叔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我是真把劳叔当‘父亲’来对待的。他也清楚，许多前辈和领导对我都不错，但是真正把我当‘女儿’来看待和交往的，也只有劳叔。在电话里，他还告诉我，您将在第二天一早赶回省城向他汇报情况。他之所以要告诉我这个，是因为我们曾经约好了在那天的上午，要由我陪他去医院检查身体。这样，我就得知了您向他汇报的准确时间和地点，才会那么准时准点地赶到那片白杨里去等候您。这里并没有别的机巧。
“那天……我没在警告您……我只是想……只是想劝告您……”她结结巴巴地辩解道。
“这很正常，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赞成劳爷这么干的，包括我们机关里的那些同志，都对劳爷的做法表示不理解。我想他们都不会同意你把劳爷去陶里根的行为说成一个什么‘伟大’的行为。”邵长水说道。
“还有，那天早晨，你突然出现在李敏分家门前的白杨林里，警告我在向李前主任汇报时一定要有所保留……”
“所以你们……”
……曹楠怔怔地看着邵长水，一动不动地呆坐着。
谈话还是在那个布置成“预审室”的大厅里进行的。强光灯把大厅某些部分照得惨白，但某些部分却依然隐没在黑暗中。她首先声明，她从来没有想过要跟谁“玩游戏”，更不是在存心“耍弄谁”。现在她知道自己错了，但她的错，的确不是存心的，那错里，更多的包含着无奈和不知所措。就是到现在这会儿工夫，在许多事情上，她仍然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她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很长一段时间来，她其实一直是凭着一种直觉和内心的召唤在做这些事。她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有一些是反常规的，有一些甚至是很“危险”的，但却扛不住自己内心的那种声音、那种涌动的召唤和激励……而在理性的层面上，她真的没有认真去想过，到底该不该这样去做，做了以后，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什么样的后果。
“听到劳叔出事，我当然心如刀绞。那晚，我差一点要连夜赶到陶里根去探个虚实。我不相信劳叔会出事，他这一生曾多次跟死亡擦肩而过。他这人乐于、也精心于处置自己的生活，我绝对不相信，像他这样一个人竟然会就这样‘轻易’地离开这个他无比热爱的人世。一时找不到去陶里根的车，是我当晚没成行的重要原因。当然，如果我一定要找，我还是可以找得到的，我可以强令一些朋友，开着他们的私家车，把我送到陶里根，但我最后没下那样的决心，就是因为经过再三权衡，我觉得我必须留下。比起赶紧去探望一下已然出事了的劳叔，我觉得更重要的恐怕应该是怎么保证他在陶里根所做的那件‘伟大’的事情能有一个合乎他愿望的结局。对不起，这里，我用了‘伟大’这个字眼儿来界定劳叔在陶里根的行为，以后，我会向你们解释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也就是说，当时我觉得，阻止您向李敏分汇报——如果阻止不了，也得向您及时发出警报，让您在向他汇报时有所保留。这是比任何一件事都要重要的。当时我并不知道您从陶里根、从劳叔那儿到底带回了一些什么情况，我也并不太清楚您当初到底又是带了个什么样的具体任务去陶里根见劳叔的，但我觉得，您代表省厅组织去看他，劳叔一定会极其认真地对待您的。我知道，在陶里根的那几个月里，劳叔一直感到很孤独，他不止一次向我讲过他的这种‘痛苦’。多少年来，他虽然有时在单位里表现得很‘孤傲’、很‘不驯服’、很‘特立独行’，让一些领导总觉得他是个刺儿头，不敢、也不愿意重用他。其实他这人满不是那么回事，他一生都‘在组织’‘在集体’，从他的内心来说，他特别看重这个‘组织’和‘集体’。也就是说，他既像当代的许多年轻人那样，非常讲究‘自我’，追求着一种‘自我’，但他又特别看重‘集体’和‘组织’，尤其在‘计较’着这个‘组织’和‘集体’对待他的态度。这是他一生做人最大的矛盾所在，也是他始终更改和泯灭不去的‘人生烙印’。因此，组织上一旦派人去看他，他一定会十分的兴奋和激动，虽然表面上他仍会表现出某种矜持或冷漠，但实际上他会是感激的。所以，我相信在出事的最后一刻，如果他明显预感到自己已经没有可能再活下去了，他会跟您说一些他不能跟其他人说也没来得及跟任何人说的情况……而这些情况，我觉得恰恰是不能让李敏分知道的。”
随后，曹楠被带到楼上一个空房间里。那天她没吃午饭。饭送到她被“软禁”的那个房间里以后，她说她不想吃，心里难受。她一直躺在那张空木板床上，辗转反侧地，到傍晚时分，她坐起来，呆想了一会儿，说她可以谈了，愿意“真正开诚布公”地谈了。邵长水让伙房里单给她做了碗西红柿鸡蛋面条，然后几乎一直谈到天明。
“为什么？”邵长水问，“劳爷的死，跟这位李前主任有关系？”
“今天我们不谈了。”邵长水突然站了起来，“你这个态度，我们没法谈。今天你也别回去了，就留在这儿，好好地想一想。啥时候真正想通了，真正愿意跟我们开诚布公地交流了，我们啥时候再谈。我们不是拘押你，这一点要跟你说明白。我们不这么做，不等于不可以这么做。就凭你组织人从看守所死刑犯那儿转移材料这一件事，我们就完全可以刑拘你。我们没这么做，这对你，对我们，都意味着什么，你应该能想明白。我想，你也应该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宽恕的机会不会总是留给那些存心跟政府、跟法律对抗的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