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瞒天过海
这份“涉及党内重大机密”的材料就这样突然地失踪了，在众多看守人员和监护人员的眼皮底下，失踪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它去哪儿了？有人甚至怀疑他到底写过这样一份材料没有……
劳爷感觉到了外头的这个阵势，浑身止不住地战栗起来，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再度示意邵长水靠近他，用罕见的毅力，从自己那个手包里掏出两样东西，塞进邵长水随身带着的那个手包，并示意邵长水赶快把手包的拉链拉起来。这时，他已经没有任何力气再做任何动作了，那个带血的手包也“啪嗒”一声，从他指缝间滑落了下来。邵长水刚要弯腰去捡，诊室的门被推开了。大夫、院长和闻讯赶来的盛唐集团公司老总饶上都、市交通管理局事故处理科的几位同志……一大群人一起涌了进来。邵长水潜意识地警觉到，自己这时不能去碰劳爷的这个手包，不能在劳爷的手包上留下一点自己的指纹。为什么自己不能碰这个手包，为什么不能在它上面留下自己的指纹，碰了它，留了指纹，又会怎么样……所有这些问题，这时他还都说不清。只是多年的刑警生活和刑侦经验“融合”“转化”成本能里的某种东西，在提醒他、警告他：“别碰它，别在它身上留下你的任何痕迹。”他服从了这种发自本能的警告，一个激灵，一哆嗦，立即缩回了已经快要触碰到那手包的手，直起腰，向闯进门来的那一帮子人转过了身去。
拿到死刑判决后，祝磊一直声称绝不上诉，诚心诚意接受党和人民对自己最严厉的惩罚。从此以后便再不开口说话，一直沉默了六天，一直盘腿坐在市局看守所的死刑犯囚室里，一动不动。几天时间，头发便全花白了。到第七天，他开始躁动、打战，开始坐不住了。他常常仰头呆望囚室上方那个小小的铁窗。他会突然回过头来征询般看着那几个被派来监督守候他的“难友”。（犯罪分子被判死刑后，看守所方面都会派一些表现较好的轻刑犯进驻同一监室，去执行“监护”任务。除了监督，从思想上帮着做些疏导工作外，也确有从人道的角度出发，在生活上给予恰当的帮助的意思。因为被判死刑后，一直到被执行前为止，人犯都得戴着手铐和脚镣，生活上确会感到有所不便。）深夜他会突然大汗淋漓地惊起，嘴里嘟嘟囔囔地不知在念叨些什么。他急剧地消瘦，不肯吃东西。有一天，他躺了一整天，不吃、不喝、不动，一直闭着眼睛，流着虚汗，喘着粗气。把那几个监护他的“难友”吓得够呛，也担心得够呛。一直到傍晚时分，仍不见有啥缓转，他们不得不向管教报告。当管教带着狱医和两名“队长”赶来时，他却已经坐了起来，突然间变得无比的镇静和平和，头脑也变得很清醒。他说，第一，他决定要上诉了。第二，他需要一些纸和笔，要写一份重要的材料。材料写得很长，也写得很快，显然是早就“烂熟于胸”。写完后，密封好了，他说他一定要亲自当面交给省委书记本人。看守所方面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事。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你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副市长”了，你现在要严格遵守监规，你可以写任何你想写的交代、揭发材料，但任何材料必须经看守所方面转交。“如果谁想见谁就见谁，这还叫看守所吗？这点道理，还用我多说？这一段时间以来，你对我们的工作，一直都配合得挺好的，表现得挺有风度、挺有水准。这一回，咋的了？”“我知道我现在是死刑犯，不能提这样的要求……”“那不就得了？把材料给我们。你还信不过我们？”“我这材料里涉及党内重大机密。”“你不是已经密封了吗？”“对不起。我必须当面交给省委书记本人。”“我说你这人啊，你不想想，你当副市长那会儿，一张嘴就能见到省委书记本人吗？不能吧？那时候都不能，这会儿怎么就能了呢？摔了这么大个跟头，怎么还没明白点事理儿？得了得了，快把材料交出来吧。别添乱了。”但不管看守所领导怎么劝说，这位前“副市长”都不肯把材料让他们转交。看守所的人其实也没太把这档子事当一回事。有的领导还认为：“嗨，啥材料，啥重大机密嘛。还不是为了多活几天，编出来的借口呗。这手法，小儿科，早先好些个死刑犯都跟我们耍过！”更多的人则是嘲笑这位“副市长”死到临头还“书生气”十足，“他想见省委书记？真是做梦娶媳妇——尽在想好事。我还想见总书记哩。见得着吗？嗤！”事情暂时就这么搁下了。但这件事不知怎么搞的，明里暗里地给透出去了。几天后，两个中年男人，带着省政府办公厅的介绍信，由检察院的一个同志陪同，到看守所里来提审这个“副市长”，让他交出这份“涉及党内重大机密”的材料。“副市长”那天却一改往常的态度，矢口否认写过这样的材料。这两个中年男人带人上监室搜了个底儿朝天，也一无所获，甚至还把“副市长”带到一个空屋子里，悄悄地对他动用了一点刑讯手段，想逼迫他说出材料所在，结果仍一无所获。
已经毫无自主力的劳爷很快被推进了手术室。那个带血的手包也被那一帮人中的一位捡拾起来，带走了。劳爷被推离这个诊室时，脸色灰白，神情却显得非常平静，似乎像是昏迷过去了，眼睛再也没睁开过。但邵长水却感觉到，劳爷此刻是清醒着的，他的眼皮在轻微地战栗，他左手的两个手指也在不住地抖动着。可以看得出，他是想努力睁开眼，张开嘴，想最后再跟邵长水说一点什么的。只是，他没有力气再睁开眼了，没有力气再说任何话了。
落座后，劳爷好长一段时间都低垂着脑袋，不开口。其实，昨天下午，或更早一点的时间，内部有人已经从省城打电话来告诉他，省厅这一两天里可能会派一个叫邵长水的人来找他“说事”。应该说，他对邵长水的到来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也应该说，接到邵长水到达后打给他的第一个电话时，他所做的那种显得过于生分的反应，其实是一种故意的做作。他觉得对待“说客”，不管他是谁，一般情况下，一开始都不能表现得过于热情。而今天临近中午时分，也是这个“内线”又打电话来告诉他，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暂缓对祝磊执行死刑判决。正是这个电话，使他改变了中午原定和邵长水“共进午餐”的约定。这个消息当然会给劳爷相当的震撼，也让他感到高兴、感到宽慰。首先，这说明相当高的一级组织已经意识到祝磊这案子并非是孤立的命案。暂时不处决这个开枪杀人的副市长，绝对有助于进一步搞清案子背后的谜团。而这个决定，同样也有助于劳爷完成自己的那个“使命”。当初他的确从某人那里领受了这样一个“任务”，要查一查代省长顾立源在陶里根任职期间的问题，查一查祝磊的犯案跟这位顾代省长到底有何种关系。即便不可能“彻底查清”，也要查出个基本情况来，给人以这样一个回话：顾在陶里根任职期间到底有没有问题，顾和祝磊的出事到底有没有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最高院的这个最新决定是有助于他完成任务的。他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和宽慰，但这时他却高兴不起来。在陶里根的这数月，他内心发生了一种让他自己也感到“可怕”的变化。他说不清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变化，唯一清楚的是，自己在变。一直以来以为这一把年纪和阅历的自己，不会再改变什么了，但事实上，却还在变，而且还发生了相当重大的变化。现在，“老辣”而“狡黠”的他，从最高院的这个最新决定中，品味出的反倒是一股“火药”气息。也就是说，最高院的这个最新决定，有可能使他，也有可能使那个“副市长”祝磊面临一个更加危险复杂的局势。他知道有人希望尽快处决这个祝磊，这样就可以一笔抹去许多尚未得到揭露的内幕。
怎么办？
“劳经理，您真的是不想要命了？”主治大夫说罢，额头上渗出些冷汗珠子，但仍然无可奈何地走了出去。
他知道自己这段时间来在陶里根所干的一切，最终是瞒不过这些人的。他们最终是要跟他“摊牌算账”的。到底会在什么时候跟他摊牌、采取什么方式摊牌，他现在当然还不清楚。但是，最高院方面的最新决定必将促使这人加快跟他摊牌的步伐。这一点，他是充分估计到了的。
这时，劳爷已虚弱到极点。（邵长水完全想不到，一个多小时前，还是那么自信、强硬的一条汉子，仅仅间隔了这么短的一段时间，已经连话都快说不动了。）等急诊室的门在那位主治大夫身后关上以后，他闭上眼，让自己稍稍喘息了一下，才吃力地抬起一只手，示意邵长水挨近一些，听他说话。等邵长水弯下腰，贴近了他的时候，他说出的一句话，着实让邵长水吃了一大惊。他说：“救……救救我……救救我……”
如果材料不见了，人再被处决了，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天下因此也就“太平”了。现在人将被推迟处决，一切遗留问题都将重新摆到相关人士面前，命运之火将重新煎熬某些人。为了保存自己，他们绝不会放过一切在这关键时刻蓄意要跟他们作对的人的。其中当然也会包括他，劳东林。
一个多小时后，已经摘去手术手套和口罩的主刀大夫，很平静地走出手术室，对等候在门外的那些人说：“很抱歉，因为伤势太重，送来得又太晚，劳经理没能抢救过来。真没想到，他的生命力和生存欲望还那么强，血压、心跳和脑电波完全消失后，他的呼吸还一直坚持了好几分钟。真是奇迹，完全是个奇迹。”
不知是因为劳爷这家伙特别爱好喝黑咖啡，还是这个“精英会所”原先就有这么一个待客项目，他俩在二楼幽暗的茶座式小厅里坐了没多大一会儿，那位女领班又给他俩每人送了一杯黑咖啡过来。黑咖啡喝着虽苦，但闻着，的的确确挺香。而不知道出处的背景音乐在深棕色的方木柱和大棵的桶栽凤尾竹之间悉心游巡。其间不时出现的钢琴独奏段落，让人跳出这幢空空荡荡、略嫌清寂的会所大屋，去体会一种清新和悠远，仿佛那半亩阴暗的山涧池塘中忽然游出两三尾金色的鲤鱼，又忽然间飘洒过一阵青豆般的雨点。
邵长水一愣。不听大夫的处置，却要他来救他。什么意思？“还是听大夫的话，赶紧去做手术吧。”他着急地劝道。
一天多后，同室的轻刑犯在帮“副市长”擦澡时，发现他两臂内侧临近腋窝处，出现两个乌黑的瘀血块，好像是有人用金属般坚硬的东西，在此处用力夹击过。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老人还是小孩儿，此处的肌肤最娇嫩，神经元也比较集中。他们悄悄地惊问他：“这是谁整的，下手这么狠？！”他却只是笑笑，摇摇头说：“没事，没事，是我自己一不留神磕的。”
“不能在这儿做手术……明……明白吗？不……不能……”他想用力抓住邵长水的手，详细解释一下这个医院和这几位大夫的“背景情况”，但这时他已经完全没有那个力气了。但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这个恳求是那么的急切、无奈。这一瞬间，他眼眶里甚至迸出了泪水，很绝望、很焦虑的一种泪水，而后用力抓过邵长水的手，抓起那根带血的绷带，在邵长水的手心里，歪歪扭扭地写了两个血字，“谋杀”。
但根据同监室那几个“轻刑犯”的“揭发”，他的确写过一份很长很长的材料。负责这几个监号的管教也亲眼见到过那个装着这材料的厚厚的牛皮纸信袋。那，这材料哪儿去了？“死刑犯”在最后被执行前，或被改判前，是不可能见到任何外人的。他的活动天地也就在监室这小小十几平方米的方寸之内。况且二十四小时都有人跟他生活在一起。即便这些监候者有打盹儿疏忽的时候，监室内还安得有监视摄像头，二十四小时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可以说是众目睽睽。众目睽睽之下，这材料怎么可能就此不见了？即便烟消云散，那也总得留下一点烟迹和云踪啊。但是，偏偏踪迹全无，完全彻底地蒸发了，这也让人太匪夷所思了。
“是……是……是谋杀……谋杀，不……不是正……正常的车祸……明……明白吗？”他低声地喘息道。他含着眼泪，试图向邵长水说明真相，但已经没有力气再往下说了，只能又干干地咂咂嘴唇，再一次喘息着合上了眼睛。本想休息一会儿，攒点力气，再跟邵长水做一点什么交代的，这时听到诊室门外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透过门扇上那两块窄长的磨砂玻璃，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又来了好几个人，聚集在急诊室的门外，好像马上就要闯进来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