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第090章
纪律部队在后来的改革中先行一步，一些基层警员，因为他们的年限以及实绩等，也可以升上较高警阶。部队也是如此，技术兵种可以单列于军衔之外。但这种改革，显然还不彻底，警衔制中，警衔实际成了官衔的另一种表达，一个技术派警员，即使你能干出再大的成就，也不可能升上警监。政府机关公务员就更是如此了，你就算干一辈子，如果不能升上副科级，你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科员，薪酬待遇，跟不上来。后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出台了一种补充制度，也就是科员制，在科级干部中，可以有副主任科员和主任科员。在处级干部中，有副调研员和调研员。在厅级干部中，有副巡视员和巡视员，在国家级干部中，增加了国务委员。表面上看，这种设置，是为了解决某些非政务员的升职通道，但实际上，这个升职通道，是行政职务通道的一种补充，并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这种非政务员体系的每一种级别，都是相对独立的，根本不可能从一个级别升上另一个级别。除非你借助行政级别完成这种升迁。比如你升上副主任科员，几乎没有可能由副主任科员升上主任科员，一定得由副主任科员，升上副科长，再由副科长，到达主任科员。如此一来，这一套体系，便不再是事务员体系，而是政务员体系的辅助体系。
当然，在中国，这种情况不是没有，而是很多。比如说***厅，***厅厅长，是政法委***兼任，政法委***是副部级，又是省委常委，比一般的副部级要高。而在行政方面，也有一个政府副省长分管政法。这个副省长怎么分管政法？走进政法单位，话都不敢多说。
近年来，公费旅游，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非议。另一方面，不仅国家层面需要外交，省级层面，同样需要。随着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入，省级外交越来越频繁。正是利用这一特点，很多政府官员，借着考察学习之名，行公费旅游之实。唐小舟跟在赵德良身边三年多时间，随同赵德良出访的机会还挺多的，分别去过日本、新加坡、澳洲以及欧洲等地。唐小舟发现，赵德良每次出访，虽然带有经济交往等方面的任务，同时，他也夹带了一件私人事务，那就是考察研究各国的公务员制度。赵德良之所以致力于公务员制度研究，显然因为他觉得中国现行的公务员制度是存在问题的。
他甚至设想，江育奇主持班子会议，议题非常明确，讨论厅领导的分工。之所以要讨论分工，除了需要给唐小舟重新安排之外，江育奇也需要分工。而分工问题由班子管，唐小舟虽为厅领导，却不是班子成员，对此，他是没有表决权的。班子会上，只要江育奇说，让小舟负责常委办，立即就会引起很多老领导的不满。
过去的旧中国，一律将公务员称为官，而新中国成立后，给了公务员一个全新的名称，叫干部。在新中国创立者心目中，公务员只有工作职责的区别，而没有地位的差别，至少在干部这个层面，是完全平等的。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如果没有区别，就很难开展工作，所以，中国实际又存在公务员责权利上的较大区别。
唐小舟明白了，让他分管信访工作，恰恰是江育奇挑起事端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之初，将中国的干部划分二十四个行政级别，最低的是行政二十四级，最高的是行政一级。这种行政分级制度，实际已经向西方的公务员制度靠拢，与中国传统的九品制相比，已经进步。改革开放以后，进行了工资改革，而新的工资改革方案，并没有与行政二十四级挂钩，二十四级制也就终止了。仍然存在的，是此前与二十四级制并行的五级行政制，也就是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处级和科级。每一级，又分为两级，实际是十级，再加上不属于行政级别的股级。
唐小舟到达孙志华的办公室，孙志华主动过来和他握手，算不上热情，但也并不冷漠。唐小舟能够理解，孙志华当副厅级干部的时候，唐小舟还什么都不是，现在，大家都成了副厅级干部，唐小舟还要分管他，这种尴尬，用语言是很难表述的。
坐在那里，唐小舟有一种背心发凉的感觉。他又不能说，自己不能干这个工作。他相信，江育奇说再开一次班子会之类的话，只不过托词，甚至是挖好陷阱等着他往下跳。如果再开一次班子会，江育奇开宗明义，唐小舟不想分管信访办，所以，我们再研究一下，给他换一换。这会出现什么结果？肉已经让你吃了，骨头你却不要，就算其他人口里不说，心里一定恼恨着。当然，唐小舟也可以表面认同，背后去找赵德良，希望赵德良出面改变这一分工。若真是如此，以后在办公厅，唐小舟肯定就成了孤家寡人，不会有任何人替他说话了。
孙志华自然会称他唐主任，唐小舟又得一番解释，希望称呼自己名字。他很诚恳地说，自己只是小字辈，什么都不熟，还希望孙主任以后多多指点。说话的同时，往他的桌上扔了一条烟。孙志华倒也没有假意推脱，只是看了一眼，说，我都已经老朽了，未来是你们这些后生晚辈的，应该我向你多学习才是。
这不是要给唐小舟压担子，而是要唐小舟出洋相。一个不到四十岁的人，不说是否搞过信访工作，就是接触都少，他懂什么信访政策和策略？信访办主任如果暗中给他一点难题，他就会顾此失彼，甚至会一错再错。如果出了大错，就算赵德良想保他，也一定保不住。
唐小舟明显从他的话里听到了情绪，却又无可奈何。洛新光和孙志华，是摆在他面前的两大钉子，如果能够将这两大钉子拔掉，他未来的路，才有走稳的可能。若是拔不掉这两大钉子，他的麻烦就大了。但怎么拔这两颗钉子？实际上，他的面前，仅仅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搞统一阵线，让这两个人成为自己的同盟。
江育奇说，因为你最近事多，厅里的工作，又不能等，我只好召开了一次班子会议，将分工的事讨论了一下。厅党组最后决定，由你分管两块，除了常委办之外，另外把信访办给你。我在考虑，把信访办给你，是否适合？你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信访工作又是那么敏感。可是，班子其他同志有这种考虑，我当时也不好怎么替你说话。现在，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如果你觉得信访工作有一定难度，我再做一做班子的工作，希望大家再考虑一下，重新分工。
这种分级，显然存在很大的问题，越往上，级别的跨度越大，升级的难度也越大，最后形成了一人一级的局面，而这所谓的一人一级，又不是公务员体系的制度性规定，变成了一种人为的东西。中国权力执行的随意性，也体现在这种权力结构的随意性上面。
他很想拒绝这种安排，却又想，既然江育奇一定要这么干，肯定考虑过他会拒绝，也一定想好了他一旦拒绝，用什么手段对付他。唐小舟不得不反其道而行，既然你在前面等着我，我就不往前走，停在这里好了。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看着江育奇。
此外，还有一个大问题，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就没有解决也从未提上解决日程的，那就是，只有少数人能够沿着权力的金字塔往上爬，绝大多数人，都在这种爬行中止步了，甚至一直停留在最低端。一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尤其是一些并不善于行政事务，却在业务方面十分出色的人，缺乏升迁通道，他们要么丢弃自己最在行的业务工作，转向自己并不熟悉的行政工作，更多的人，只是停留在低级别上面，个人利益受到巨大影响，从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多劳多得原则。
江育奇想利用这件事，给他一点颜色？或者江育奇想让他陷入厅领导层的斗争之中，让他疲于应付？
就算他不说，大家一定会想到要找个什么办法整一整唐小舟，现在，江育奇既然有了这个话，自然就会有人提出一个新的建议，再给他压点担子吧，让他再分管一个部门。江育奇若是问，大家看哪个部门比较适合他？一定会有人说，信访办。
这两件事，确实是太有难度了，可除此之外，他再无路可走。
所以，江育奇的提议，一致通过了。接下来，江育奇说，大家都发表一下意见，小舟同志，到底是只分管常委办，还是再给他压点担子？
时间过得很快，唐小舟还没把这两件事理出头绪，赵德良出访的时间到了。
这完全可以想象，唐小舟有多少资历？到办公厅才三年多时间，此前甚至连科级都不是，现在不仅升上了副厅级，还分管常委办，实际权力，接近于正厅级的副秘书长，甚至有排在第二的感觉。如果将唐小舟排在最后一名，厅领导们出于对赵德良尊重，可能不会有任何表示。一旦唐小舟有超越他们之嫌，实际已经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也会想，这事，可能是赵德良安排的，至少也是赵德良向江育奇暗示的。既然是赵德良的意见，自己一定不能正面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