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5
进贡热的另一个影响是官场上送礼之风的兴起。
仅这些才能，已经足以使乾隆离不开他。更何况和珅还有另一项为皇帝所急需的天赋，那就是理财。
乾隆晚年，许多官衙终日歌舞升平、花天酒地。河道总督衙门是最典型的代表。每次总督兴办治河工程，“每于工次搭盖馆舍，并开廛列肆，玉器钟表绸缎皮衣无物不备，市侩人等趋之若鹜，且有娼妓优伶争投觅利，其所取给者，悉皆工员挥霍之赀，而工员财贿，无非由侵渔帑项而得”。堵塞衡口工程时，“工次奢侈挥霍，开廛列肆，玩好生色，无所不有”。
除了不死读书、兴趣广泛、注重人际沟通技巧外，和珅身上还有许多其他的“现代气质”，比如财富观念。
乾隆晚年，社会风气日趋奢靡。官场之上，官员们整日比的是谁家的厨子好，谁请的戏子高明，谁收藏的古玩稀奇。据说当时在江南一带的仕宦社会中，人们有“三好”，即“穷烹饪，押优伶，谈骨（古）董”。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乾隆时代官宦、士人阶层平日爱好的一个缩影。
当代官场上有两个怪现象——办事处现象和司机现象。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冒赈案发，就揭露出一个新的职业：“坐省长随”，就是把“贴身长随”派去做驻省城的联络员。据后来接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瓒说，王亶望在任时，令各下属州县专派出自己的贴身“长随”守候在省城，建立“办事处”。这些人在省城，就专门负责与王的家人交朋友，拉关系，探听信息。凡有属员馈送王亶望金银时，就装入酒坛内，用泥封好，由这些“坐省长随”送进。王亶望交代说：“我遇有需索时就令人通知坐省长随，以便送信给各州县，所以各州县有馈送我的东西全由坐省长随经手。”王亶望在短短数年间聚敛了三百万家财，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坐省长随”来完成这些“交易”。
历代被处死的贪污犯中，和珅的死是最从容、最雅致的一个。
乾隆晚年，官场上无钱不办事。王亶望就官甘肃时，全省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一千见面，二千便饭，三千射箭。意思是说，送一千两银子给王亶望不过能见上一面；送两千两银子，王大人赏脸的话，有望留吃一顿便饭；送三千两银子，王大人高兴，会和送礼的人一起拉拉弓，射射箭，练练骑射，以示关系更近一层。从见面到吃饭再到一同玩一玩，表明和掌管全省钱财物大权的布政使的关系一步步拉近，而主导这种关系远近的砝码就是白银。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十八日上午，皇帝派人送来一条白练。和珅见到白练之后，索笔题诗一首：
乾隆六十年（1795年），福建巡抚浦霖贪污案发，皇帝查抄其家，查出“三镶玉如意大小共一百五十七柄”，皇帝惊叹：“此与唐元载查籍家财胡椒至八百石何异。”其实皇帝大可不必如此惊诧莫名，胡椒至八百石，可能吃不了，百数十柄如意却是稍有头脸的臣子必须常备的，除了给皇帝的贡品以及皇太后圣寿、阿哥成亲、公主下嫁的需要，进京陛见，处处打通关节，哪一项应酬少了“如意”能如意？
传统士大夫往往拙于理财，而和珅却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传统社会中的财富观念是静态的，人们有了钱，第一选择永远是买地，把流动资产化为固定资产，“入土为安”。而和珅却深通现金流动起来后的巨大威力。在不动产与现金面前，他显然对现金更感兴趣。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庄头许五德与他人发生矛盾，托和珅帮忙打官司，并答应“事后或送地六十顷，或银一万两”。和珅听后明确表示，“不要地亩，要银一万两”。他的贪污受贿所得，一小部分用于扩大不动产，更多的部分，则用于各种工商业投资，其范围涵盖了金融、地产、矿山、物流、医药、商业等许多行业。他在北京城内拥有当铺12座，其中永庆当、庆余当、恒兴当、恒聚当等，都是典当业巨头。他还经营印铺、账局、瓷器铺、药铺、古玩铺、弓箭铺、柜箱铺、鞍毡铺、粮食店、酒店、杠房、石灰窑等。此外，他家还专门备了80辆大马车，从事运输业。这些行业的收益率，当然远远高于地租。就是那些不动产，他也尽可能选择用来出租。据后来抄家官员统计，和珅仅在北京就有出租房屋35处，“一千零一间半”，“每年共取租银一千二百六十八两三钱，取租钱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可以说，只要是赚钱快的行业，就有和珅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采矿业由于风险巨大，管理复杂，投资多，见效慢，一般人不敢经营，和珅却敢于尝试。他看中煤矿业是朝阳产业，曾投巨资在门头沟和香山两地开了煤矿。和珅巨大家业的积累，贪腐所得当然是大头，但是他自己的投资收益也并非无足轻重。
第一个不良后果是官场奢侈之风的刮起。
传统士人往往耻于谈钱，和珅却有着强烈的契约意识，在金钱面前亲兄弟明算账，即使至亲好友也毫不含糊。他的外祖父伍弥泰官至大学士，向他借过2000两银子，他担心外祖父不能及时还账，逼着老头拿自家地契抵押，“取田契价值相当者署卷归偿”。（《郎潜纪闻》）他岳祖父英廉的孙子向他借钱，也是拿地契为抵押品才借出去的。（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档案《内务府来文》）他亲舅舅明保向他借了15000两白银，他规定每月一分起息，连本带利滚到21450两。他贴身家人傅明向他借银1000两，答应如到期不能还清，便从其“每月工食内坐扣”。不久傅明身亡，和珅并不念其效劳一生而免除债务，而是令其子花沙布代替还债。并且每月规定按7厘起利，加上以前所欠利银200两，共计1200两。因为对金钱的热爱，和珅甚至亲自担任家里的会计和出纳：“和相……出入金银，无不持筹握算，亲为称兑。”（《啸亭杂录》）
进贡过程中的贪腐行为，不过是进贡诸多后果中最轻的一种。更为严重的是，皇帝对物欲不加节制的追求，给天下传达了许多不良的信息。
成为乾隆皇帝的私人助理后，他的经营天才迅速得到了体现，并迅速得到乾隆的重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出任内务府大臣。在此之前，这个负责皇室财政的机构经常是入不敷出。“本府进项不敷用时，檄取户部库银以为接济。”而他就任之后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弥补了以前的赤字，还出现了盈余。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加派他充任崇文门税务监督，在他的经营下，这个税关收入一下子跃居全国30多个税关的前几位。这两炮打响，乾隆对和珅的理财本领愈加刮目，所谓“晚年依毗益笃”。所有与财政有关的部门渐渐都划归和珅一人把持，他先后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内务府大臣。“伊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
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然而，晚年皇帝自己公然需索重礼，对自己早年这个规定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官场之上请客送礼之风迅速升温。章学诚说：“印官上任，书役馈送辄数万余，督抚过境，州县迎送必数千金。”
一个在临死前能写出这样充满禅意诗句的人，应该是个有一点深度，有一点悟性，有一点定力的人。目光锐利的乾隆本也不会让一个平庸之辈处于离自己最近的位置上。
乾隆早年，对进贡送礼之弊察之甚详。即位之初，他就规定，官场之上，不得以送“土特产”之类的名义给上级送礼。
事实上，对和珅的全面定位应该是政治家、经济官僚、诗人、学者、艺术鉴赏家和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在乾隆后期，他在整顿国家财政制度、管理文化事务，特别是外交事务方面，都做出了相当杰出的贡献。他主编了《四库全书》《大清一统志》《三通》等大型丛书，《红楼梦》能流行于世，据说他的功劳尤大；因为精通多种语言，所以和珅实际上充任了当时的外交部长，曾多次负责接待朝鲜、英国等国的使臣。英使马戛尔尼曾评论和珅说，和珅在谈判中“保持了他尊严的身份”，“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