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专列进行曲
我一夜没有睡。因为感觉告诉我，主房间里的客人也一夜没有睡。常有年轻人进去换茶水，并将烟灰缸拿出来倒掉。
第二天吃过早饭，李银桥望着我说：“你还没去看主席，应该有礼貌，应该见见主席。”我差点喊起来，我早就想见见了，做梦都想！就冲这句话，我打心眼儿里感激这位卫士长。
1953年初，领导同我谈话。说专运处女同志少，专列上应有医务人员，多为首长卫生安全方面做些工作。这样，我便调到了铁道部专运处。当时不满十八岁。
专运处主要负责专列运输任务。处长由铁道部委派。处里含列车、调度、餐车、检车。医务等全套工作人员。我在医务组工作，有七八个人。
专列分大列和单包。大列有十几个车厢。又分高级专列和一般专列。高级专列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国宾或中央五大书纪。一般专列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友好国家来访的各种团体及国内领导同志的集体活动。比如苏联红旗歌舞团来华访问或人大代表集体参观官厅水库都是乘坐一般专列。单包又是一种。革包只是一节车厢，挂在其他普通列车后。副总理及中央各部部长都是坐单包。比如林彪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之前也是坐单包。至于中央副部长及省委副书记，便只能享受普通软卧的一个包厢了。
1953年11月，处长召集所有乘务人员开会。有四五十人。处长说：我们要执行一次重要任务，既重要又光荣。全国人民把重担交给了我们，我们要用党性保证。处长朝我瞟了一眼。也许是随意一瞥。但我心跳加快了，仿佛有一种预感。不久前我刚刚被批准参加共产党，这次一定要考验我了。处长还在继续讲，宣布了各项纪律。他说执行这次任务的同志必须严守岗位，不准串车厢。要注意保密，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也不准往家写信。
那时，就连五大书纪也没有固定专列。我们工作人员也不是固定在一个专列上，都是临时指派。当时开会多，或是庐山，或是北戴河，专列任务很重，都是首长一下车便马上返回来再接人。我曾参加过接送少奇、恩来、朱德、陈云、李宫春等同志。这次与以往不一般。会是谁呢？我马上想到一个名字，但是又不信，更不敢说。
前驱车驶出不久。主车开动了。这是毛泽东的专列。窗外高山丘陵草木丰茂，落日下尤显壮美。这片土地在洞庭湖之南，故称湖南。历来以出英雄著称。天下流行一句俗话：若欲中国真灭亡，除非湖南人兄光。据说这句俗语，脱生于二千多年前的另一句俗话。那时这片土地称为楚国。古有俗语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湖南出产之尖辣极其辛辣。毛泽东说过，他几乎从学走路开始即吃这种东西。爱上这种食品，天下便再没有任何更辣的东西能难倒他了。辣椒是他活跃而坚强的性格的象征。
这列由德国进口的专车挂有两节高级软包。软包内有客厅和卧室。毛泽东坐在客厅的沙发中，白衬衣不曾卷袖，两腿随便朝前伸出。露出打了补丁的长筒线袜。他正侧头望着女儿李敏，我捧着一把削好的铅笔进门时，正听到李敏讲：“对了，扫墓时我还看到好多算卦的呢。
“那你也去算算么。看他算得准不准？毛泽东微笑着说，把目光转向卫士长：“我父亲不迷信，我母亲迷信。可是不迷信的父亲跟我不是很亲，我还是跟迷信的母亲亲。母亲心善。她烧香，还让我买过香呢。”
卫士长和卫士们微笑着听，微笑着点头，不便对此发表评论。
果然，我这名新党员被指派参加这次服务了。而且分配在一节软包车厢上。列车是国产的，挂有两节软包车厢，七八节普通软卧车厢。前有行李车，后有乘务人员休息的硬卧车厢（后来也换成软卧车厢）。列车停在车库里，我们就住在列车止，每天检查车辆，维护卫生，等待二十多天。其间，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还亲自来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
12月的一天下午，大约是三点多钟，专列开出车辆段，停在前门火车站。我们各自坐在自己房间里（即乘务室），不许随便朝外张望。工夫不大，似乎开来一串汽车，有不少人登车。前后不足一分钟，专列便驶动了。
软包车厢的内部结构是这样：一个客厅，厅内拥有桌椅沙发。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各省时常在这里同省委领导谈话。一个主房间是首长卧室，内设浴池厕所。一个副房间是卫士长住。还有两个小房间，上下铺，分别由卫士和列车员住。有个公用厕所。是首长之外其他人共用。1958年以前使用的老式国产车还有个小小会议室，19％年以后换成德国进口车，这个小小会议室没了，客厅比旧车增大许多。按照纪律，客厅和首长休息的主房间我是不能随便进的，就是卫士长住的副房间及卫士住的小房间也是不叫不能去。这是既紧张又寂寞的旅程。
首先来找我的是位中等个儿留着背头的挺英俊的年轻人。他姓李，要开水。不久，又有两位很漂亮英武的小伙子来耍扑克牌什么的。大概他们也感到旅途寂寞，要东酉时便借机和我多聊几句，态度都很热情友好，甚至表现出一种亲近。毕竟我那时刚满十八岁，适逢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呼声正在全国高涨，彼此愿意多接近多交谈便自然而然，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邀请我去打扑克，我欣然同意。就在小小会议室里玩起来，并且谈笑风生。我们很快熟悉了。这儿个小伙子分别叫李银桥、孙勇。张仙鹏、李家冀和马武义
很有一段时间，我以为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客人就是这几个小伙子。可是，入夜后，李银桥（就是第一个来要开水的）忽然问从主房间出来的张仙鹏：“房间多少度？”张仙鹏说：“二十度。”李银桥又问：“主席吃饭了没有？”张仙鹏摇摇头：“他还在写。”说着，将一把铅笔放桌上，开始削。我心里感觉到那份怦然。主席？主席是谁？肯定是我猜到了。不敢说也不敢问。
毛泽东的目光又转向车窗外，望着朦胧的天空，流露出怀念
姚淑贤讲到这里，有些激动。胸脯微微起伏着，两眼亮晶晶。我真不想打断她讲话。
可是，追求有始有终有系统的习惯使我还是作出手势：停。暂停一下。老姚，你还是从头讲起吧？对不起，我习惯了。
于是，她停下来。下意识地抓起茶杯呷口茶水，长出一口气，似乎平定一下情绪，然后换了平静柔和的声音重新开始讲。
我是天津人，父亲是名铁路职工。1952年，我初中毕业。由于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便没有继续升学，参加了工作。在卫生学校培训一段，分配在天津铁路卫生防疫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