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慎终
了如此坚实的治国基础,我们又怎能不善始慎终呢?”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通过读书,发现以前的君王做善事,都身体力行,不知疲倦,他们所任用的大臣,也都很贤德。然而和三皇五帝的时代相比,还是无法企及,为什么呢?”魏徵回答说:“现在少数民族臣服,天下太平无事,的确是自古以来都没有过的盛事。然而,历代的帝王刚刚即位的时候,都励精图治,勤于政务,以尧、舜为楷模,可是等到天下太平了,就开始放纵自己,骄奢淫逸,没有谁做到善终。至于臣子,在开始被任用时,都追慕古代良臣稷、契的风范,怀有匡扶君主、济世救民的宏愿。等到他们荣华富贵了,就开始处心积虑地盘算如何才能保住乌纱,苟全性命,没有谁能够做到尽忠职守。如果君臣双方都能不懈怠,铭记善终的道理,那么就可以无为而治,天下无忧了,这样做的话,自然可以超越古人。”唐太宗说:“正如你所说。”
贞观十三年,魏徵担心唐太宗不能将克勤克俭的政务作风坚持到底,近年来很爱铺张,于是向唐太宗呈上了一篇奏疏:
我发现,历朝历代的帝王奉天承运,创下基业之后,都希望将帝业传至千秋万代,所以他们崇尚无为而治,以德治天下。他们对语言的要求是崇尚朴实而弃绝浮华;论人,则重用忠臣良将,鄙视奸佞小人;制度上,杜绝奢侈崇尚俭约;谈物产,重视谷物棉帛,轻视奇珍异宝。他们在治国初期,都能遵守这些条款,可是国家稍一安定,就开始违背初衷,伤风败俗。这是为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因为君王乃万民之尊,富有天下,他说的话没有谁敢违抗,他的意愿人人必须依从,从而使公道被私情隐溺,礼节被嗜欲所淹没而造成的吗?古语说:“知并不难,难的是行;行也不难,难的是善终。”说得太正确了。
想起陛下二十岁就在风云变幻的乱世中力挽狂澜,威震四方,创下了帝王的基业。贞观初年,天下初定时,陛下能克服自己的嗜好私欲,克勤克俭,身体力行,致使国泰民安,达到至治。论武功,则商汤、周武王都无法与你相比,若论仁德,你与古代尧、舜等明君相差不远。我在陛下身边做官已经十多年了,常常在帷幄之中接受陛下圣明的旨意。陛下时常告诫臣下要坚守仁义之道,不可丧失;保持节俭的习惯,不可改变。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起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陛下的圣德之音至今仍在我耳边时时响起,臣怎敢忘记呢?但是这几年来,陛下稍稍偏离了以往的志向,敦厚淳朴的风气没能自始至终地保持下来。现在我谨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列在下面,以备陛下参阅:
臣闻“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人无衅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统天御宇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谷丰稔,礼教聿兴,比屋喻于可封,菽粟同于水火。暨乎今岁,天灾流行。炎气致旱,乃远被于郡国;凶丑作孽,忽近起于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诫,斯诚陛下惊惧之辰,忧勤之日也。若见诫而惧,择善而从,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汤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礼者,勤而行之,今时所以败德者,思而改之,与物更新,易人视听,则宝祚无疆,普天幸甚,何祸败之有乎?然则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
臣诚愚鄙,不达事机,略举所见十条,辄以上闻圣听。伏愿陛下采臣狂瞽之言,参以刍荛之议,冀千虑一得,衮职有补,则死日生年,甘从斧钺。
疏奏,太宗谓征曰:“人臣事主,顺旨甚易,忤情尤难。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论思献纳。朕今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若违此言,更何颜与公相见?复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又寻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乃赐征黄金十斤,厩马二匹。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侍臣曰:“平定天下,朕虽有其事,守之失图,功业亦复难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可为诫。公等宜念公忘私,则荣名高位,可以克终其美。”魏征对曰:“臣闻之,战胜易,守胜难。陛下深思远虑,安不忘危,功业既彰,德教复洽,恒以此为政,宗社无由倾败矣。”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魏征曰:“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怀忧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然不自知,卿可为朕言之,当以为楷则。”征对曰:“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陛下圣德玄远,居安思危,伏愿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则万代永赖。”
陛下在贞观初期,实行无为无欲、清静祥和的政治教化政策,即使在边远的蛮荒之地,也受到了此风的感化。但如今看来,这种风气正在慢慢消失,听言语似乎比古代的君主高明多了,论事,则连一般平庸的君主都不如。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文帝、晋武帝都不是具有上哲之智的圣明之君,但汉文帝拒绝别人进献的千里马,晋武帝因为国家法典禁止奇装异服,焚烧了大臣献上的雉头裘。而今天,陛下到千里之外去寻找骏马,到异城去搜求奇珍异宝,这些行为都被老百姓和少数民族见怪和轻视。这是朝廷不能善终的表现之一。
<b>译文</b>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周围的侍臣们说:“自古以来的帝王都不能长期教化天下,他们当政时假如国家内部安定,那么必定就会有外乱骚扰。而如今远方外族归顺我朝,天下五谷丰登,盗贼不起,国家内外宁静。这绝非我个人的能力所能达到的,实在是有赖于各位大臣的鼎力辅佐啊。然而居安不能忘危,治平不能忘乱,虽然明知今天无事,也得考虑如何才能有始有终。要经常这样反省思索,才是难能可贵。”魏徵深表赞同,说:“纵观历史,我们发现君主和大臣往往不能两全其美,相得益彰。有时君主圣明,而臣下不贤;有时遇上贤臣,却没有圣明的君主。如今陛下圣明,所以天下太平,假如当初大唐只有贤臣,而君主不想广施教化和仁义,要想促成今日之美政,也是不可能的。如今国家升平,但是臣等还不敢就此坐享太平,也希望陛下能居安思危,孜孜不倦!”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从古以来,君主想做好事的,往往不能坚持到底。汉高祖本是泅水亭的一个亭长罢了,起初他能够救危难诛暴秦,所以成就了帝王大业,但如果他在位的时间再延长十几年,他肯定会因放纵逸乐而陷于衰败,不能保住他当初创下的功业。根据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汉惠帝本是嫡长子,他温恭仁孝,被立为太子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但汉高祖被爱姬的儿子所迷惑,想另行废立;萧何、韩信,是汉代的开国元勋,德高望重,可是萧何曾被无端打入大牢,韩信也无缘无故遭到贬黜,最后被诛杀三族,其余功臣像黥布等人恐惧不安,终于谋反叛逆。汉初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悖逆荒谬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难以保全功业的明证吗?所以我不敢自恃天下安定就掉以轻心,而是心怀忧患,经常用历史上的危亡来警戒自己,以激励自己将治国政策贯彻到底。”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各位公卿大臣说:“我继承帝业以来,推行无为而治的政策,如今国家周边的少数民族都臣服归顺了,这难道只是我一个人的能力所致吗?其实这是得益于各位大臣的辅佐之功啊!现在是我们思考如何善始善终的时候了,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大唐的江山社稷永远稳固,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让我们大唐的丰功伟业、恩德福祉流芳百世,泽被四方,使数百年之后的人读到大唐的历史,无不为我们灿烂辉煌的业绩而赞叹不已。难道历史上就只有周代、汉代以及光武、明帝的功绩才称得上是万世的楷模吗?”房玄龄说:“陛下雄韬大略,功德无量,把功劳推让给群臣,今天天下太平,这是你的圣德,我们臣下有什么功劳呢?只希望陛下能有始有终,那么天下的老百姓就有希望了。”唐太宗又说:“我时常阅读历史书籍,发现平定乱世的君主年龄一般都超过四十岁,只有光武帝年仅三十三岁。但是我十八岁就起兵征战,二十四岁就平定了天下,二十九岁就做了天子,这是当今武功胜过古代的缘故。我少年时代就开始了戎马生涯,没有时间读书,所以贞观以来,我一有时间就阅读书籍,可谓手不释卷。我谨记以史为鉴的古训,从古代圣贤书中,我知道了风化的根本,政治的关键。依此施行了几年,天下终于获得了治理。如今民风淳朴,子孝臣忠,社会和谐稳定,这是文化胜过古代的缘故。从周代、秦朝以来,戎狄等边境少数民族时常侵犯中原,现在他们都已归顺了朝廷,这是民族关系胜过古代的缘故。我有何德才和能力,能够取得这样的功业?既然已经取得了这三个方面的业绩,奠定了如此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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