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世纪的上海
浦东开发后不久，各种问题随之而来，最为突出的就是规划时便屡次被提出交通问题，尽管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环，修建了高桥到嘉善的高嘉铁路，但是由于绕道过远，铁路从通车之日起便陷入了亏损。同样由于交通不便，很多居民点无人问津，烂尾建筑比比皆是，市民谑称其为得贵坊。
为了缓解交通问题，在黄浦江上始兴架桥之风，第一批规划便兴建了6座铁桥，由于上海港的繁盛正是赖黄浦江之惠，其中四座铁桥建于龙华以南，分别位于龙华、长桥、塘口以及闵行，其中长桥和闵行之桥为铁路公路两用。而另外两座则建于主要港口的要道，分别在庆宁寺和塘桥，塘桥铁桥将沪杭甬铁路的延伸过江，于塘桥镇连接高嘉铁路，桥梁采用升降式开启桥，即在主航道之处建立两座高塔，一旦有大船通过，则停止车辆通行，将桥面升起，船舶通过以后再落桥通车。而庆宁寺大桥则设计为旋转式开启桥，由于该地带江面较宽而西侧为沙洲，施工时全面疏通主航道将其堆积成*人工岛，在岛上再立桥墩，有大船经过之时回旋桥身。然而桥梁风潮引发了严重的财政问题，而且根据联合工部局的警告，开启桥不可能完全解决交通问题，同时也会给航运带来潜在危机。因而，未等铁桥全部开工，王市长在1871年即被荣迁为第一集团军群总司令“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越大兴安岭与俄军作战去了。
上海－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钥匙
――摘选自亚洲的通货和财政
作者：英国经济学杂志主编约翰-梅纳德，剑桥出版社1913年。
翻译：好龙公
这篇文章是一位驻外海军高级军官的经济学爱好者翻译的。考虑到照顾翻译者本人的意愿，我们不介绍他的实际身份。本刊发表这篇文章并保留了原作者的一些不适当的用词，只是为了给读者借鉴与参考，并不代表本刊同意文章中的观点或证实文章中的论据。原文前面的段落，文章作者出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立场，对上海开埠历史进行了歪曲片面的介绍。因为考虑到读者诸君对此段历史都有清楚的了解，同时也为了对原作者反动的殖民主义立场表明我们的态度，本刊发表的部分将从原文第二部分开始。敬请读者诸君留意。
――中国上海国际经济瞭望杂志编辑部，1914年9月
（前段省略）
在1866年杨军攻克太平叛军的故都南京后，上海就陷入了一种紧张之中，这座开埠才二十年的东方城市，还仅仅出现了腾飞的端倪，便出现了空前的危机，当时不少投资者甚至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日本的江户。但是，这样的局面很快就结束了，杨政权分别派遣总理容以及外长章频繁和包括英国总领事温思达（c。a。winchester）、法国总领事白来尼（m。brenierdemont摸rant）、美国总领事熙华德（g。f。seward）、普鲁士总领事德登贲以及工部局董事会总董耆紫薇（williamkeswick）、法国公董局总董波礼弗（e。bonneville）等广泛接触，表示只要承认杨政权，杨政权欢迎并鼓励外国的投资和经商，而且强调保证各国的利益，不会向租界进军。同年8月中英法在广州和谈会议上达成协议，根据该协议，上海将成为自由市，英法在不得不放弃治外法权的前提下，可以保留在跑马厅以东、苏州河以南、城厢以北的上海原租界地带居住权30年，在这些租界区域，英法在承认中国主权的前提下，保持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将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合并成立联合工部局，设立董事15名，规定了3席必须是中国人，同时还增加1席中国政府代表的董事席位。自此，租界之称改为居住区。然而，协议同时规定，城厢以外，真如－法华－龙华一线为止的浦西、苏州河以南地区的任何开发必须通过联合工部局共同协商。
次年1月，杨军队接管了上海道台，成立了上海市，任命国内战争的名将王得贵为首任市长。王市长到任时，看到外滩英法居住区繁华建筑，不由感慨上海华区的落后，他于首次市民联谊上会发出豪语，要鼓足干劲开发浦东，在外滩的对面，建立中国人的新外滩，以“扬眉吐气、不在中国的土地上输给外国人。”之后的茶话会上，王还志得意满地对记者放言：“别以为老子没文化，咱的辜参谋都告诉咱了：咱们祖先在城里住瓦房的时候，洋鬼子他祖宗还住林子里呢。阿房宫有洋人吗？长安城有洋人吗？现在咱们建设大上海，我老王就要给大家伙瞅瞅，咱是不是都得要靠洋人！”
至此，上海进入了第一波建筑**，在浦东一带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新设了洋泾、塘桥、杨思、三林四个区，规划了行政中心、金融枢纽、商业街以及诸多居民点，这次**的象征就是耸立在上海江海关对面的将中国民族特色融入西方建筑格局的大厦群，这些大厦中，就有号称当时世界最高的银盛大厦，这座大厦基部是希腊多里克式的石柱支撑起的九层钢筋混凝土大楼，中间的三层土木结构宛如华美的中国宫殿，令世界瞩目的最高三层则好像是山海关和嘉峪关城楼的合体。这座大楼的所有者是才华横溢然而又命运不济的工商巨子杨坊。杨坊为以该楼为代表的浦东发展可谓投入了毕生的积蓄，由于最终资金周转不济，不得不迫使他走了一条不归之路。还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这个浦东投资杨坊得到了来自杨沪生的保证，保证政府给予充足的资金作后盾，然而由于国内战事尚未完全停息，政府在财政上一直都在赤字的边缘，所以当时的金融体制无力让新政府实行赤字运作，杨坊的努力最终还是被形势所出卖，当银盛大厦在1874年剪彩竣工时，其主人早已远赴黄泉，新的所有者成了当时就原商业部长胡光墉的阜康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