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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另一方面，因为大规模的社会化手工业生产就意味着大工厂大企业的出现，这也就是历代的统治者都不愿意看到“聚众”情况，因此聚集大批工匠一起工作的情景，一般都只能在官办，或者是有官府背景的生产作坊里出现。在另一时空里的清朝，甚至规定三十人以上的聚会都要通报官府，在这种情况下，也根本不可能完成社会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彻底分离的革命。

同时由于流通型商人没有自己的产业，因此也缺少大局的是非观念，造成他们有奶就是娘的观念，不惜把中国的物资到买给敌对的势力，以赚取厚利，而遇到外敌入侵的时候，往往就是他们最先投靠外敌，这个时代的所谓山西八大皇商，还有后世的一批买办商人都是典型的代表。

商毅当然希望能够尽力改变这种状况，而且也做过不少偿试，他在杭州就开了不少大规模的手工工厂。但尽靠商毅一个人来做是不够的，而且他开的工厂也同样带有很重的官府背景色彩，对推动资本发展也有现，必须把民间的力量都调动起来才行。

因此商毅在制定的商业税中，把对生产作坊或工厂实行减税，做为了一条十分重要的规定。将生产作坊或工厂分为五个等级规模，做为减税的标准。生产作坊或工厂的等级规模越大，减税的比例也就越大，最大的生产作坊，允许达到两千人以上，而减税率也达到了四成。

主要的目地就在于希望利用税收的调整，来限制流通型的商人，而鼓励他们转型成为生产型的商人，这才是最重要的一步。当然对生产作坊的管理、注册、生产调控、收税方式和标准，也有一套十分详细的规定，以防止生产作坊或工厂为了获得高的减税率，而虚假的扩展生产规模。另外也是要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借办工厂来作乱滋事。

保证自己的基本生活。但分配到土地的农户将分期十年偿还。

当然清丈土地是一个长时间的工作，也不是能在几个月内完成的，商毅也没有多的时间来管，而是由商家军刚成立的土地司来俱体付责，并且让李岩重点关注。同时又让监查司严密监查在清丈土地的过程中，是否有营私舞弊的行为。

不过商家军目前在浙江省还是实行三年免税的政策，因此虽然大户都反对清丈土地，但所有的农户却是实实在在得到了实惠，因此也都衷心的拥护这项法令。

第二条就是商业税。

其实明朝的实际商业税并不高，明初所定三十而取一的税率，一直沿用到明末都没有变。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各地都设有自己的税关，名目繁多、税卡林立，几乎达到雁过拔毛的地步。因此一般的商人，根本经不起这样重重征税，只能找官员依附，形成了官商结合的局面，但有了官员在背后撑腰之后，商人连正常的税收都敢于拒交，结果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商业税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海关税收。

因此商毅首先禁止浙江省内各地私设税卡，进入浙江省的商品只用交纳一次入浙税，就可以在全省内通行无阻，但无论商人有什么背景，入浙税都必须要交，绝不能减免。而出浙的商品也是同样，同时也对商品进行了细分，使各种类型的商品，都有自己的收税标准，也减免了许多在俱体实施中的可超作的行为。

这一项自然也引起了浙江大部份商家的反对，因为他们都是在官府背景，根本不怕各地的税卡。但商毅的态度也十分坚定，要么接受，要么就别在浙江做生意，反正在浙江实实在在做生意的商人也有不少，没有他们还可以少许多麻烦。而在商毅的强硬态度下，绝大多数商人也只能选择屈服。

不过商业税的内容还不仅仅是如此，还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鼓励民间资本办厂，投资实业。

在中国古代，商人几乎都是和生产分离的。商品的生产基本都是由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者来完成，而商人的作用就以低价从手工业者那里买来产品，然后转运到其他地方以高价出售。因此中国的绝大多数商人都属于流通型商人。

这样一来就没有人会去想怎样提高生产技术，改进生产方法，降低生产成本。商人所做的就是拼命压低收购产品的价格，而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者因为力单势薄，不可能和商人抗争，也只能甘受商人的压窄和剥削。结果就造成中国的社会生产始终是以小农经济为主，而无法将手工业和农业彻底分离，形大规模的社会化手工业生产，也就是资本主义荫芽发展。因此中国的商业行为始终都无法达到摧毁小农经济，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提升到一个新阶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