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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读世界史时会发现，书上说欧洲的国王们很穷，要打仗要办事得向商人们借钱，借得多了还不起，就被商人们控制，不得不听商人的话，制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结果资本主义就这样发展起来了。（在日本也是这样，到明治维新前，一些大商人家族控制了大部分领主的财政收入。因此有“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民谣。）

我们读了之后大惑不解：怎么君主还会被商人控制？抄了商人的家，商人的一切不就都是君主的了吗？西方的君主怎么那样笨？

大多数人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虽然私有制在中国起源很早，然而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确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

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本质上的区别是组织方式的区别。西方社会是个契约社会。统治者的权力或多或少产生于契约关系中。在封建时代的君主制下，国王只能对他直属附庸的封地，在契约性规定的基础上，享有某些权利，所以“你的附庸的附庸就不是你的附庸”。而在以希腊为代表的民主制下，权力的产生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每个公民从根本上说都是平等的，所以公民们在一个国家之内共处，首要的是按照公共约定的方式，通过公开的竞争，组织起政府，把权力自下而上赋予它，使它合法地为众人服务。所以西方行政权力的表情有点像一个雇工，毕恭毕敬，一副被选票所操纵的窝囊样。

而当古代中国人群聚之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明上下，辨尊卑”。

心思缜密的朱元璋对移民组织得很成功。他居高临下，根据各地的人口密度，确定迁出地、迁入地，由各地官员组织护送，并且发给迁移人口一定量的种子、粮食和农具，以使他们到了新地区后能迅速扎下根来，安居乐业。应该说，这是一件便利天下的好事，计划周密，组织有序，措施得力，可圈可点。

可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关于明初移民的记载和传说，却一律充满了悲苦和辛酸。民间传说，当时为防止人们半路逃归，每登记一人，在脚小趾上划一小口，所以山西移民皆为小趾重甲；长绳捆绑，押解上路。由此人们都养成了背手习惯。连小便都要报告长官，由军人解开手，才能行事，所以华北各地，都把上厕所叫做解手。

原来，朱元璋不论是为人民办好事，还是镇压老百姓，风格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强悍霸气。明初大移民是强制性的，谁搬谁不搬，搬多远，搬到哪，都由政府官员一手划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老百姓一点发言权和知情权也没有。纵然从长远看，移民造福于民，然而中国老百姓历来安土重迁，要说服他们背井离乡谈何容易。

以山西人为例，无论是迁往安徽还是山东，多则四五千里，少则千余里，所到之地又是人烟稀少，荆棘丛生，“既无室庐可居，又无亲戚可依”，其艰难困苦之状可想而知。山西历来比较富裕，兵乱较少，所以百姓并不愿意搬迁。朱元璋仅有的动员手段就是顶在后心上的枪刀，有时甚至是欺骗手段。偃帅县《滑氏溯源》一文谈道：“人们传说山西迁民，唯不迁洪洞，所以人们都纷纷逃聚洪洞，不料上面骤然行文，独迁洪洞……”

通常是，迁民令一下，各地官员就纷纷下乡，把各地百姓整编成一百一十家为一里的队伍，统一到某处集合，点名，发给身份证明，然后由官兵押着，一队队出发，奔向天南海北。洪洞大槐树、苏州闾门、江西南昌筷子巷和朱市巷，都是这些移民们出发前集合点名的地方，是移民们听候官员们发号施令的所在，时间久远，就被移民的后代们传说成了自己的故乡。

移民们一队队拖家带口、扶老携幼，拉着家里的坛坛罐罐洒泪告别送行的父老乡亲。无论是寒风刺骨的严冬，还是盛夏酷暑，在押解人的斥骂声中，走在前途未卜的道路上，一路上抛下因生病或者饥寒交迫而倒下的同伴。

不管过程怎么样，结果是大手笔地改变了中国的人口布局，大大改变了人口分布不均的现象。许多无地少地的民众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三亩地一头牛”，可以在此基础上建设“孩子老婆热炕头”的幸福小农生活。因此，按照历史学家们的标准，朱元璋的大移民功垂千古。

第八节权力决定一切

西谚有云：“穷人的房子风可进，雨可进，未经允许国王不可进。”

在同时代的欧洲社会，像朱元璋这样大规模地强制性搬迁，这样任意剥夺私人财产，这样心血来潮地命令富人替穷人交税，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