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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贫民朱元璋看来，在好房子下坐着，吃国库粮（关着俸米吃着），不用干活，这就是天下最大的幸福。

所以，朱元璋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过度干涉帝国其他成员的生活是妨碍了他们的幸福，他绝不会认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社会自由发展的前提”，相反，他认为“每个人的不自由是全社会安定团结的前提”。在朱元璋眼里，他其实已经是一个十分仁慈的君主。历史上有几个皇帝像他这样关心治下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有几个皇帝为了抓社会治安像他这样殚精竭虑？赐予人民生存权和温饱权就已经足够，至于什么个性、思想、自由的价值，人的生命尊严，他那个农民的头脑里，连想都没有想过。

所以，在过去的中国人看来，朱元璋制造出来的不但不是什么木乃伊，甚至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明代及清初的历史学家则这样称颂朱“祸本乱阶，防维略尽。至于著律令，定典礼，置百官，立宗庙，设军卫，建学校，无不损益质文，斟酌美备。”“观其官制、典礼、律令、宝训、女诫、卧碑、木铎、祖训，大言炎炎，至文郁郁，义监二代，法备三千，共贯同条，金声玉振。”（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在明代之后，清朝统治者更是对朱元璋的政治制度赞赏不已。

顺治帝亲政后，时往内院与大学士等议论文史。一次，他问范文程等：

“自汉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为优？”范文程等回答说：“汉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属贤君。”顺治帝说：

在《大诰・民知福不报》中愤愤地说：“你们吃我的，喝我的，有的百姓却对我不知报答，恬然享福，绝无感激之心。”

所以，他对天下人行凶作恶时那么理直气壮。有一次，他微服私访，在街道上听到一老年妇女和人说话，提到他时，不称“皇上”而称“老头”。

朱元璋认为这是不满自己统治的表现，回宫后令五城兵马司把老妇居住的街区居民都杀光了，并且说：“张士诚占据东南，当地人如今还叫他‘张王’，我做了皇帝，百姓居然叫我老头，真叫人活活气煞。”

甚至对于大臣，对于自己册封的公侯贵族，他也缺乏最起码的尊重。这些人也不过是他手里的工具，一不高兴，他就可以喝令身边的武士把任何一个大臣按在宫殿地上，拉下裤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他的屁股。这就是明朝有名的“廷杖”制度。在他的一怒之下，诸如勋臣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和工部尚书薛祥等许多高级官僚都在皇宫的地板上被活活打死。

和我们的看法相反，朱元璋并不认为他牢笼人民，是侵犯了人民的权利，妨碍了人民的幸福。相反，他认为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他一家一姓的利益，也是为了促进百姓们的幸福。所以，他在分泌出一条条蛛丝时，心中一点也没有内疚感，相反，却充满了为国家为民族忘我工作的自豪感。

“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划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一）明孝陵今存一碑，为康熙手书“治隆唐宋”四个大字，意思是夸明太祖治国好过了唐宋。

正因为此，清朝基本上把朱的政治制度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并通过设军机处等小调整，使这个制度更加完备。从这个角度说，朱元璋不止开创了三百年大明基业，连大清王朝也基本上是他政治思维的产物。

之所以他的结论与我们如此截然相反，是因为朱元璋以自己的幸福观出发来理解全国人民的幸福观。

朱元璋从来不认为“自由”是一个人的生活中所必需的。从一个贫农的视角出发，他认为“幸福”就是吃饱穿暖，再进一步，就是吃肉穿绸。除此之外，他想象不到，人还有别的需求。至于被管理得严一点，他认为这不但不妨碍幸福，反而增进了人们的安全感。

让我们来看看朱元璋怎么样用自己和语言来表述他的幸福观：

淮安卫指挥储钦受贿被朱元璋严惩。朱说：“看来今日他们这样遭贬呵，何不当初依本分，守着本等职事，好房子下坐着，关着俸米吃着，却不快活么道！他却务要这般撒泼做呵，不知他们心里果然是如何？”（《大诰武臣・储钦等擅收军役第七》）千户郭成，为了贪财，放了罪犯，“却将一个千户的名分弄坏了，有这等薄福的小人”。（《监工卖囚第二十六》）在《皇明祖训》中，他这样教导后代们：

凡自古亲王居国，其乐甚于天子。何以见之？冠服宫室，车马，仪仗亚于天子，而自奉丰厚，政务亦简。乐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