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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鲜为人知。曾经发行上千万册的这本宝书，到明末在民间几乎一本也没有了。这也许是朱元璋从来没有想到的。

更让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虽然他在世时，贪污腐化现象得到了一时的抑制，然而却积蓄了巨大的反弹能量。在他死后，腐败又迅速发展起来，大明最终以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之一被列入历史。明朝之亡，即缘于此。

第十三章死亡名单：疯狂屠杀功臣的始末与细节

第一节开国六公二十八侯

洪武三年，徐达大败明王朝最后一个劲敌扩廓帖木儿，元顺帝也病死于蒙古草原，明朝天下大定，朱元璋长长出了口气。这一年十一月，他在奉天殿举行盛大仪式，大封开国功臣。一口气封了六公、二十八侯。

太少了。连不少受过朱元璋多次表彰的清官，也因为牵连到“空印案”之类毫无必要制造的大冤案中送了命。济宁知府方克勤是有名的清官，一件布袍穿了十年也没有换新的，因为牵连到了“空印案”里，被朱毫不留情地杀死。户部尚书滕德懋（mào）被人举报为贪污，朱元璋迅即把他处死，之后剖开滕的肚子，想看看这个贪官肚子里都有些什么。孰料剖开之后，发现里面全都是粗粮草菜，只好悻悻地长叹一声：“原来是个大清官啊！”

朱元璋清楚地知道自己杀的人里有许多无辜之人，然而他的原则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要的是一个纯而又纯的与贪污绝缘的官僚队伍，要的是不惜任何代价实现这样一个在别的王朝没能实现的人间奇迹，而不是什么公平正义。如果能达到这个目标，多少人冤死，在朱元璋是无所谓的。

第八节越反越腐的反腐怪圈

虽然力度如此之大，然而朱元璋期望的纯而又纯的状况终于没有出现。

在朱的政策下，想在官场全身而退几乎就不可能，所以有些人，认为反正动辄得咎，不如趁早捞一把算了，反而加紧贪污搜刮的活动。他们“当未仕之时，则修身畏慎，动遵律法。一入于官，则以禁网严密，朝不谋夕，遂弃廉耻，或事掊克，以修屯田工役之资”，享受一天是一天，于是贪污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弄得朱元璋连声哀叹：“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六公全是淮西人：韩国公李善长（他虽然原籍歙县，但后来徙居滁阳，在渡江前已经投奔朱元璋，所以也被视为淮西老臣），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茂（常遇春之子），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

连朱元璋寄以最大希望的村民自治也很快破产了。因为有了权力，可以处理一般的案件，老人也很快腐败起来。他们毫不自重，以权谋私，甚至贪图酒食贿赂，“公道不昭，贞邪莫辨，妄张威福，颠倒是非”。

至于擒拿犯法吏员一举，负面作用也很快反映出来。群众运动的火候是最难掌握的。不久，就有许多地方官为了政治利益，威胁利诱百姓们保举自己，打击他人，更有许多地方群众为了抗税不交而把正常工作的税收官员捉拿到京。这类事情远比真正捉到的贪官要多，弄得朱元璋一个劲地呜呼不已。

朱元璋自己多次承认他的思想教育工作收效甚微。他在谈及《大诰》前两编施行情况时说道，“迩来凶顽之人，不善之心独未向化”，“奸顽之徒难治，扶此彼坏，扶彼此坏。观此奸顽，虽神明亦将何如！”观洪武二十一年至三十一年所颁布的榜文，也可看到朱元璋的目标没有实现，让他不满的现象比比皆是：“县州府行省官吏在职役者，往往倒持仁义，增词陷良”，“凌虐良善，贪图贿赂”；“奸顽小人，恃其富豪，欺压良善，强捉平民用为奴仆，虽尝累加惩戒，奸顽终化不省”；“无藉之徒，不务本等生理，往往犯奸做贼。若不律外处治，难以禁止”。

皇帝晚年，对自己的暴力惩贪曾经有过困惑和动摇。洪武二十三年，他对刑部官员说：“愚民犯法，如啖饮食，嗜之不知止。设法防之，犯者益众，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

虽然朱元璋屡次重申，“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还是改变不了他曾经希望世世代代指导人民的《大诰》很快被弃如敝履的现实。虽然没有哪个后世皇帝敢明确宣布废除《大诰》，但在朱死后，再也没有发挥过实际作用。到明代中叶，《大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