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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尽了千辛万苦，曾国藩终于练成了一支一万七千人的队伍。咸丰四年四月湘潭之战中，湘军水陆不足万人，与三万之众的太平军作殊死战，十战十捷，以少胜多，歼灭太平军万余人。这是太平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唯一一次重大胜利。

接到战报，咸丰皇帝大喜过望。自从镇压太平军以来，他所接到的都是兵败如山倒的失败报告，这样重大的捷报还是头一次。皇帝发出一系列上谕，嘉奖湘军，还特命曾国藩单衔奏事，湖南省文武百官，除巡抚一人之外，曾国藩皆有权调遣。这道上谕从根本上转变了曾国藩在湖南的政治地位。上谕先发至巡抚衙门，骆秉章接旨后，立即带着藩、臬两司等一班官员，拥着一抬绿呢空轿，亲自来接一直住在城外船上的曾国藩入城。骂他最凶的布政使徐有壬当晚单独拜会曾国藩，恳切检讨过去的态度。曾国藩的仇人鲍起豹则被皇帝下旨严责，革职拿办。

曾国藩的“打掉牙和血吞”，终于取得了胜利。他用自己的艰苦奋斗，成功地挽回了面子。

可以说，没有长沙之辱，就没有曾国藩后半生的功名事业。这一次挫而后奋的成功，给了曾国藩一次印象极深的自我教育，更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性格特点。从这次经验中，曾国藩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咬紧牙关，把挫辱活生生吞下，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几十年后，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百端拂逆之时”，“只有逆来顺受之法”，“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真处逆境之良法也”。

第五节江西的困顿与“大悔大悟”

然而一试验，“曾氏战船”容易倾覆，根本打不了仗。费尽周折，曾国藩终于找到了明白人。从长沙前来的守备成名标向曾国藩介绍了广东快蟹船和舢板船的大概样子，又过几天，同知褚汝航从桂林前，向曾国藩介绍了长龙船的造法。于是大雇衡州、永州的能工巧匠，在湘潭设立两个船厂，大量制造快蟹、长龙、舢板战船。“两厂之船，往来比较，互相质证。”两位军官本身并非工匠，他们只介绍了外地船舰的大体模样，至于船的具体结构尺寸，乃至每一个部件，他都要和有经验的工匠反复设计，不断试验，史载曾国藩“创建舟师，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不惮再三更制以极其精”。字字不虚。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建成十营水师。曾国藩建军，确实筚路蓝缕。

七

然而比起筹饷来，以上这些都算不上艰苦了。

关于军饷，曾国藩想来想去，只想出了一个办法：劝捐。也就是说，劝那些大户捐款，回报是由国家授予他们一些荣誉性的虚职。他在衡阳设立劝捐总局，派人四出劝捐筹饷。

然而，曾国藩本身非官非绅，权力不明，收据由曾国藩自己刊印，信用不高。从咸丰三年八月到咸丰四年底，总局费尽口舌，一共才弄到一万九千多两银子，根本无济于事。劝而不动，他只好强行勒派。巨绅们如果拒不捐款，他就派兵动用拘押手段。结果得钱不多，招怨不少。曾国藩因此叹息：“劝捐之难，难于登天，费尽心力，迄无一获。”

甚至因为劝捐，他还得罪了皇帝。原来已故湖北巡抚杨健之孙杨江，急公好义，主动捐输军饷两万两银子，解了曾国藩的燃眉之急。曾国藩感动之下，想把他树为表率，带动捐输事业，于是上疏请旨，请朝廷批准将杨健列入祀乡贤祠。

杨健生前为官平平，且受过处分，其官声、治绩均不足以入祀乡贤祠。不过兵务紧急，同意他这个请求也算不上什么大事。不想精于小事忽于大计的皇帝根本体谅不到曾国藩的难处，恪守“名位不能轻易予人”的教条，大发雷霆，将曾国藩痛骂一顿，说他“所奏荒谬之至”，并且说“（曾国藩）实属袒护同乡，以私废公，显背圣旨，可恶已极……着交部议处”。

而京官们部议的结果竟提出给以革职的处分。好在皇帝尚未失去理智，知道曾国藩这样的人缺不得，于是将处分改为降二级调用，使曾国藩由二品京堂降到了三品。

八

重重困难之中，曾国藩不止一次想打退堂鼓。但一想起长沙之辱，他便又鼓起了全部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