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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行简在《近代名人小传》中记载，杨岳斌“仁厚敦笃，寡言语，治水师十余年……既归，家仅中产，怡然奉亲。初起末弁，晚渐通文学，能诗。江宁捷后还乡口号曰：‘借问归来何所有，半帆明月半帆风。’时诸将多拥厚资归，盖以此自明也”。

彭玉麟更以“三不要”广为人知：不要官、不要财、不要命。他一生辞官六次，自奉甚俭，平日布衣蔬食，把本来应该纳入私囊的银大笔捐出，用于公用及慈善事业。现在衡阳城内的船山书院就是他一手捐建的。

湘军上下的这种清廉之风，当然源自曾国藩这个“始作俑者”。

第四节宁可肥公，不可肥家

一

初出之时，默立此誓，又于发州县信中，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明不欲自欺之志。”

当然，发誓在军中“不要钱”，并不只是为了保持个人的清名，更重要的原因是曾国藩深知廉洁对战斗力之重要。只有立定“不要钱、不怕死”之志向，才能组织起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

因此，在以身作则的同时，他对军中廉政建议抓得很紧。他反复告诫军官们说：“欲服军心，必须尚廉介。”他对下属们反复申说：“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著意，如营官于银钱上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截旷而后议之也。”

湘军建立之初，曾国藩对各营开支细项皆要逐项审查，后期因事务繁杂，军队扩充太快难以做到，但对发现贪污中饱私囊的行为严惩不贷，从不姑息。副将杨复成、彭得胜因克扣军饷，曾国藩上奏朝廷“正法”处之。

曾国藩的湘军风气，因此与众不同。

那么，曾国藩自己的合法工资，都用到哪儿了呢？

首先，作为因“墨从戎”而拒绝官职并发誓“不要钱”的湘军最高统帅，财务全权负责的“一支笔”，曾国藩是否按统率一万人的标准给自己发放固定津贴，目前还没有资料可证。也许他“以身许国”，“以军为家”，并没有给自己设定固定收入，而是以公务的需要因地制宜地设定自己的经费标准。

其次，对于经费的剩余，从为数不多的几条记载中，我们可以大致判断有以下几个去向。第一是用于军队开支。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夜，他给曾国荃信中说：“余有浙盐赢余万五千两在江省，昨盐局专丁前来禀询，余嘱其解交藩库充饷。”从后文彭玉麟的例子来看，这一万五千两银是可以由其任意支配的，纳入私囊当无不可。

咸丰十一年七八月，后来成为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第一次来到湘军东流大营中，看到湘军军营风貌与他地迥然不同。

当时全中国的军队当中，主帅穿着破旧衣衫，军官们穿着都如农民，来了客人来不及备饭的，仅曾国藩的湘军一家。因此赵烈文才感动到“可为流涕”的地步。虽然采用厚饷高薪政策，但和低薪制的国家正规军比起来，湘军耗用的军饷数却是很低的。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三年春，清廷用绿营兵九万七千七百余，费时二年多，用饷即二千五百一十万余两。而曾国藩的湘军，从咸丰三年起到同治三年止，前后十二年，人数由初起一万七千人增至后来的十二万人，也仅花二千九百万两左右。由此可见湘军整体上的军事效率和节约程度。

在曾国藩的带领下，湘军建立起了廉洁俭朴的军风。湘军高级将领，大多数都是廉者。胡林翼就说，湘军主要将领都不像其他军队那样贪污军饷：“涤师清节冠时，凡湘人如罗山、迪庵、厚庵、璞山、荫渠均不以军饷自肥。”他又说，不光高级军官如此，即使中层和底层小军官，也都保持着正派作风，这正是湘军战斗力的源泉：“楚军之地皖北者，如公（李续宜），如厚庵，雪芹，固不待言，天下之人均信之，且深信之矣。即近日小统，如成，如梁，如萧，如吴，如余，均非贪士，勇额不虚，临事亦不怯。如此正派风气，天下之贼何患不平，饷又何患不集哉。”

确实，除了胡林翼这封信外，关于湘军将领的清廉作风，还有许多资料可为证明。

李续宾兄弟“皆以清洁自矢，廉俸薪资，悉供军用，家无长物，环堵萧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