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节阅读 28
政以贿成,婪索相竞。自大府以至牧令,罕能以廉公自持。取之僚属者,节寿有贺仪,到任有规礼,补缺署缺有酬谢。取之商民者,街市铺户有摊派。变本加厉,上下相沿,不以为怪。
另一种则是一批立志挽救国家于危亡的名臣,比如胡林翼、左宗棠、沈葆桢等,力图在可能范围内解决陋规问题,以澄清吏治。其中曾国藩的作为也是有声有色。
第四节曾国藩整顿官风
一
官场上讲究“亮相”。一位新官以什么姿态出现在官场之上,在任何时代都是个需要认真斟酌一下的问题。
固定收入是养廉银。养廉银制度使得官员的俸禄比以前大为增加,禁革陋规在此基本上渐次展开,成效显著,吏治为之一清。可是这种情况只维持了不长时间,乾隆中期之后,陋规又死灰复燃。
这首先是由于“养廉银”的数额远远少于“陋规”。雍乾之际历任部院大臣和地方大吏的孙嘉淦就说,养廉不及火耗之“少半”,官员们尽管表面上薪给猛增十倍甚至百倍上下,实际上收入却锐减。在官员心底对陋规势必念念不忘。
更根本的原因是雍正皇帝去世后,清代物价大幅上涨,“雍正时期和乾隆末嘉庆初的价格差异巨大,根据整个十八世纪官员的零星记录,王业键估算出这一时期物价差不多增长了三倍。”于是陋规制度不可避免地复活了。“当大员们发现自己实际的收入在减少,他们就开始将开销重担转嫁到属下身上,如同火耗归公前一样,公差官员开始责令他们路经地界的官员供应食物、炭薪、仆人、车马、宴请以及规礼。”到了嘉庆以后,各种陋规全面复活,数量上则比改革以前还要更多。
八
曾国藩时代,各省陋规数额比康熙时代还要巨大。金安清说:
咸丰十年五月十五日,也就是升任两江总督二十六天后,曾国藩由宿松沿江东下,前往祁门。这次出行,对于两江地区的官场来说,是新任总督的“亮相”之举。
途中曾国藩经过湘军水师控制的长江。湘军官兵盼着大帅成为总督,眼睛都盼蓝了。如今曾国藩如愿以偿,湘军的日子也肯定要比以前好过多了。湘军上下都扬眉吐气,欢欣鼓舞。曾国藩预料到,各处水师一定会大摆宴席,对他大搞迎送仪式。
清代官场迎送和宴请之隆重,史上有名。对许多地处交通要道的地方官来说,他们最繁重的工作不是处理政务,而是迎来送往。早在顺治时期,刑科给事中任克溥就在一份奏折中说,地方官的精力,百分之七十都用于应酬上了:
有司十分精神,三分办政事,七分奉上官。
官场应酬之中,有许多精细的“尺寸”,比如上级来视察,地方官要出城多少里迎接,来到之后,用什么级别的宴席款待,安排几次听戏,临走时送多少红包,都按级别大小、事体轻重、关系远近,有微妙而明确的“潜规则”。张集馨在他的自叙年谱中对此有一段具体描写:
(规费收入)以两江总督为最,一年三十万。淮南盐务居其一,各关备贡居其一,养廉公费居其一,皆用印文解送,不以为私。
康熙时代,规费最多的总督也不过二十万两。
然而这一时期,“规费”的制度化倾向更加明显。首先,这三十万中,并未包括私人礼金。其次,金安清说得很清楚:这三十万巨款,“皆用印文解送,不以为私”。也就是说,这些钱都是各衙门公开以正式印文解送的方式,送到总督衙门。
那么很显然,这三十万巨款中绝大多数起码在表面上是用于公务的,否则不可能送得如此光明正大。事实上,晚清时代社会变化剧烈,这三个省加在一起一年财政支出仅仅三十万,以今天的财政思维,简直少得不可想象。因此,把这三十万都算成曾国藩的个人收入,肯定是不合理的。
曾国藩时代,吏治出现两种并存的走势。一种是大部分官员都借陋规拼命营私,吏治因此走向极度败坏。李鸿章曾在奏章中描述晚清陋规横行之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