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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泽打算在宅中兴建一座藏书楼，曾国藩欣然同意：“家中造楼藏书，本系应办之事。”

到了同治六年旧宅修好，曾纪泽向他汇报，说花了七千串铜钱。曾国藩一听，远远超出他的计划，大为恼火。二月十三日他写信责备曾纪泽和参与其事的曾国潢说：

至于养廉，则没有什么结余。在任总督的前几年，曾府内人口较少，每年花不掉的养廉银，曾国藩往往以之济助亲友，甚至素不相识之人，不做储蓄：

曾公于故旧极有恩谊。仁和邵位西员外懿辰殉节杭州，妻子亡出，公招致安庆养之，并延师课其子。石埭沈怀卿明府衍庆殉节于鄱阳县任，与公实未面也。公念其忠义，岁馈金周其家。绩溪周志甫明经成，公聘任忠义局修志者也，既卒，公亦厚恤之，并教育其诸子。其他忠义之士，虽不相识，闻其贫，皆资助之。而所费则分廉俸为之，绝不用军需公款也。

也就是说，曾国藩对旧人极重感情。朋友邵懿辰殉难后，他的妻子没有依靠，曾国藩把她接到安庆供养，并且请教师教其子。沈衍庆本来与曾国藩素昧平生，他殉职后，曾国藩感其忠义，怜其家贫，每年都给他家寄钱。周成是曾国藩下属忠义局的工作人员，死后曾国藩也厚加抚恤，并且承担起了他几个孩子的教育责任。做这些事，都用的是养廉和薪俸，绝不动用军需和公款。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曾国藩身后没什么积累了。

五

钱，可以用一些。否则，临全家北上时，想办法捐掉。

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又提了两个“散掉”的处理方案：“余家于此二万外不可再取丝毫。尔密商之作梅先生、雨亭方伯（布政使），设法用去。”他说，可以用于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善后局的零用，一是作为报销局的部费。他特别嘱咐，不能捐为慈善款：

或捏作善后局之零用，或留作报销局之部费，不可捐为善举费。至嘱至嘱。

为什么不能捐为善举呢？因为这样就会被人所知，曾国藩平生认为，“凡散财最忌有名”，“一有名便有许多窒碍”。所以“总不可使一人知也”。他还说：“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二月初三，他在给纪泽的信中又一次明确了这笔钱的处理办法，那就是全部用于军费报销的“部费”。如果按这封信判断，那八万两报销部费中，有一部分是出自曾国藩本可纳入私囊的“陋规”。

之所以拒绝将小金库余款和多余的养廉留给家人，是因为曾国藩从青年时代起就打定主意“不靠做官发财”，他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

在个人生活上，只有一项，曾国藩比较舍得花钱，那就是买书。在给曾纪泽的信中，接“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的下一句是“惟书籍尚思买耳”。

一方面是自己嗜书如命，另一方面，曾国藩愿意把书作为遗产，传给子孙后代。他对曾纪泽说，“买书不可不多”。

曾国藩一直不同意家中大兴土木，“造房起屋”，但是在曾国藩生前，他的兄弟和儿子却在家乡给他造了一座所费不赀的藏书楼。

那是在同治五年，曾国藩打算辞官回家。在此之前，黄金堂故居前的池塘里连年淹死人，欧阳夫人以为此地不吉利。曾国藩遂命纪泽在富修理另一处旧宅，以备告老后定居。他要求曾纪泽节俭行事，尽量低调：“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但挂宫太保第一匾而已。”

不过，据方宗诚说，曾国藩剩下的这笔钱，有一部分后来用于购买赈米了：

……其办公费则尽存粮台，非公事不动用。向来总督去任时，此款皆入宦囊，公则仍留为慈善之用。移节直隶后，安徽有灾，买米赈之，皆此款也。

按方氏的说法，曾国藩又改了主意，没有以此充为部费，而是用于赈济。由于没有第一手资料，这笔钱最后到底怎么用掉的，现在无法提供确论。

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待了不到两年，回任两江时，他发现自己积攒了“俸余三万金上下”。这笔钱他一部分要带进京中作为“别敬”及其他应酬费用，除此还有剩余。比如在直隶总督陋规项下，还有一项没花掉的钱，叫“盐吏占费”，大约一千多两，他也不打算纳入私囊，而是像以前一样以散钱为处理之法：“盐吏占费将余千金，余不欲以之肥私，可以四百捐育婴堂，余分给诸人。（五巡捕各五十，内戈什各三十，外戈什及上房仆婢酌分。）”

通过以上事例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像每个帝国地方官员一样，建有自己的小金库。但是小金库中的结余，他并不像其他官员那样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