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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卷上・一生三变》中说：

（曾国藩）尝戏谓予曰：“他日有为吾作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不信书，代表他不相信任何后天的努力奋斗可以改变既定的命运。信命运，代表他认为命运是决定一切的。而“公之言，告万世”，则说明这是他一生的最后结论，不再更改。

如果我们因为曾国藩的这些话语而嘲笑曾国藩愚昧落后，无疑是不恕不当的。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是人定胜天，是主观能动性。但是细想起来，这也是一种蚍蜉撼树而已。人与天，主观与客观，当然是后者强大于前者，正如同主人强大于宠物狗，科学家强大于他制造的机器人，宇宙强大于一个原子。再顽强的意志，也冲不破某种客观限制，任何强人，最后都会发出天命难知的感慨。

这一悲怆的宣告，实际上是曾国藩晚年悲观心理的一种体现。

以身边的例子为言，当太平军兴起之初，其他清军将领，比如向荣、张国梁等人，“岂不切齿图功，思得当以报国”，也一心要灭了太平天国，但因为“事会未至，穷天下之力而无如何”。那时太平天国势力正张，“六七伪王者，各挟数十万之众，代兴迭盛，横行一时，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转输盗粮”。而湘军后来取胜，与太平天国内乱及后期施政混乱直接相关。“及贼势将衰，诸酋次第僵毙，而广封竖，至百余王之多，权分而势益散。长江渐清，贼粮渐匮。厥后楚军围金陵，两载而告克”。

由此曾国藩得出结论说：

非前者果拙而后者果工也；时未可为，则圣哲亦终无成，时可为，则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

回首往事，他越来越认同，人的主观努力能施展的范围其实相当狭窄，环境和时机远比人的努力重要。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没有那个运气，一个人再挣扎奋斗也无济于事。

对于自己一生功业，他以“运气”总结之：

虽然出将入相、封侯开府，但曾国藩晚年的心境常常陷入灰心落寞之中。这既有个人家庭因素，也有对国家前途的悲观。

从自己的亲人身上，他体会到了命运的无常。他的几个女儿，每一个择婿时都是千挑万选，这些女婿多是自己至亲好友之子，其公婆都是修身立品的正人。然而女儿个个命运悲惨。长女纪静之婿袁秉桢放荡凶暴，嫖娼酗酒，且不敬岳父，私取公款。纪静

其初办理团练，略招勇丁以剿土匪，其后四方多故，事会相近，遂有不克中止之势。国家……正值剥极将复之际，不才会逢其适，侥幸有成。湘淮诸公应由布衣徒步以取将相，特借鄙人以发其端。其间离合得失，千变万态，纯关天意，不由人谋。

这其中固有谦词，也有灼见。

十一

如果说，直到三七开时为止，曾国藩对命运的总结都不无正面意义。然而，晚年曾国藩对命运的迷信却超越了合理界限，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时他甚至认为，人就是一个“运气口袋”，一切皆是运气为之。“人生皆运气为主，七尺之身实以盛运气。”一个人一生寿命、健康、穷富、贵贱，乃至赌博的输赢、科举的成败、军事的成败，基本都是由命运主宰的，人力能及者甚少。“比之博者之大胜，会试之高第，在一时虽若可喜，实则值时命之偶然。”“兵事之成败利钝，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以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韩之经纶，不能制夏之一隅。”

他迷信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提出“不信书、信命运”这个“离经叛道”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