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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我们关注的根本所在。
--(本卷结束)--
无当的王道大言,于实际政见之冲突却不置一词。王顾左右而言他,诚所谓也!
燕惠王尤其典型,对乐毅离燕的德义谴责,根本不涉及罢黜乐毅的冤案与对齐国
战略失误的责任承担;对乐闲离燕的德义谴责,如出一辙地既不涉及对赵方略之
反思,又不涉及乐闲离赵的是非评判,只是大发一通迂阔之论,绕着谁对不起谁
做文章。两千余年后读来,犹觉其絮叨可笑,况于当时大争之世焉!司马迁在《
全面深刻,又取决于对该国政
治传统背叛的深刻程度。唯其商鞅自觉清醒,而能说服秦孝公决然地抛弃旧的政
治传统,在秦国实行全面深刻的变法。由此,秦国强大,秦国确立起了新的政治
理念,从此持续六世之强而统一华夏。
燕国则不同,乐毅与燕昭王的变法没有任何理论准备,没有对燕国的政治传
史记・燕召公世家》之话感慨云:“召公夷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
燕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
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邪?”司马迁将燕国长存之原因,一如既
往地归结于“天下阴德”说,姑且不论。然则,司马迁对燕国灭亡之原因,却没
有涉及。
统进行任何清理,只是就事论事地进行整顿吏治、休养生息、训练新军等等事务
新政。显然,这种不涉及传统或者保留了旧传统的表面变革,不可能全面深刻,
也不可能稳定持续地强大,一旦风浪涌起,旧根基旧理念便会死灰复燃。
燕国的悲剧,就在这种迂政传统的反复发作之中。
无论是处置实际政务,还是处置君臣关系,燕国君王的言论中都充满了大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