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90年代以来,美国成为恐怖主义攻击的主要对象。如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俄克拉荷马爆炸案等都发生在美国,针对美国驻海外机构的恐怖活动更是不计其数。
这些数字触目惊心,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横七竖八的尸体和惨无人道的屠杀。向来喜欢推行霸权主义的美国饱尝苦果,成为恐怖分子进攻的首选对象。在70、80年代存在于南美和欧洲的激进左翼恐怖活动几乎完全消失。在欧洲,只有为数极少的涉嫌右翼极端分子的恐怖活动。
90年代,恐怖分子在恐怖攻击中还首次使用了非常规武器。1995年3月,日本奥姆真理教教徒在东京地铁施放神经性毒气沙林(Sarin,即氟膦酸异丙脂)。这一举动违反了国际上关于禁止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规定,同时也开了恐怖分子使用非常规武器之先例。在1998年拉登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我将寻找这些武器(生化武器和核武器),至于如何使用它们,那是我的事。”这样杀机毕现的话令美国人如坐针毡。
我们不难预测到恐怖——反恐怖战争的前景:肆虐的飞机,呼啸的导弹,枪林弹雨,血肉横飞,一栋栋高楼大厦被夷为平地,一批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在流血、死去……
这决非危言耸听,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这幅图景中的绝大部分已成为血的事实。尽管双方都以自己为正义,而这“正义”却给无辜的平民带来了灭顶之灾。这就是恐怖,这就是人人谈虎色变,思之胆寒的恐怖。
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恐怖事件中,我们穿过那些纷繁复杂的表象和线索,常常可以看到拉登的影子。
拉登来了!这句话几乎可以等同于死亡。
极端的伊斯兰组织是恐怖活动的主要实施者。极端穆斯林信徒把西方看成是敌人,不仅仅是因为宗教的原因,也有着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因素。
问题的症结可追溯到各个方面:对富裕的西方国家与日俱增的憎恨,社会不同派系之间日益加剧的排斥和疏远,苏联解体后民族主义争端和公开冲突的爆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加剧了西方世界的唯一领袖——美国与第三世界以及其他地区的文化冲突。
从西方的角度看,西方同样也需要一个敌人。苏联作为西方国家竞争对手的解体似乎加剧了这一问题。现在,西方社会再一次——尽管不一定要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需要有一个对立的目标——体现所谓的“上帝和魔鬼、善和恶”之间的永恒斗争。恐怖主义正好担任了这一角色,而拉登,恰恰充当了恐怖团体的代言人。他以一系列震惊世界的恐怖活动“荣登”全球恐怖分子的榜首,并且还跃跃欲试,酝酿着更大的事件,向全球张开自己的恐怖网络。
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说明用以注释恐怖主义了,拉登本人就是最恰如其分的范本。他前进的每一步都践踏着尸体,他每一次行动都与死亡结伴。他说:
“如果以色列人杀死巴基斯坦的孩子,如果美国人杀死伊拉克的无辜人民,如果大多数美国人支持他们放荡的总统,这就意味着美国在向我们开战,我们就有权进攻他们。”
“我们向美国发起了圣战,因为美国政府是不公正、可耻和残暴的政府。不论它是直接或间接支持以色列占领先知黑夜旅行的道路,它都做了特别不公正、邪恶和可耻的事情。”
“我们认为美国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窃贼和恐怖分子。唯一防范他们进攻的方法就是采用与他们类似的手段厂
因此,西方国家认为,“正是他们威胁到了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因素——和平与安全。
“伊斯兰信徒——不管他们是受穆斯林兄弟会基本教义的统治,还是受一些现代吉哈得集团之父塞伊德·魁特提出的意识形态的统治——一直追求着全球性的使命:复兴前穆斯林帝国,把穆斯林世界统一成一个国家,恢复穆斯林的光荣。拉登预言:‘在真主的恩泽下,穆斯林将在阿拉伯半岛取得胜利,真主的宗教也当然要在整个半岛占优势。穆罕默德的神喻如果用来统治国家将是一种巨大的荣誉和希望。当我们跟从着穆罕默德的神喻时,我们生活在无比的幸福和尊严中。’
‘在我们的宗教里,我们相信真主缔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去信仰她。真主缔造我们并以这个宗教赐福我们,她命令我们去执行圣战是为了把真主的神喻传递给那些不信的人。
“所有这些使命都是建立在一个基本观念上的,这个观念对伊斯兰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即宗教是政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反过来也是如此。这些伊斯兰信徒认为,这是一场同巨人的斗争,而真主注定要让伊斯兰或穆斯林世界获胜’。”
从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的地域看,恐怖主义作为政治和种族冲突的工具,迅速扩展到中东和南美以外的其他地区,特别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许多阿拉伯与穆斯林国家,内部恐怖主义活动也急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