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就是这样一支小小的游击队，长期坚持在湘鄂边苏区。

1930年春，贺龙率领湘鄂边红4军东下洪湖地区，与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红6军会合，组建红2军团，创建了以洪湖为中心、规模宏大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廖汉生跟随贺民英送走贺龙以后，登上鹤峰与桑植交界的四门岩山区，在那里建立了游击队的基本营地。

他们在四门岩山区与敌人反复周旋。湖南的敌军来了，他们就跑到鹤峰一侧；湖北的敌军来了，他们就跑到桑植一侧；两省敌军一齐来了，他们就往更高的山上攀，那里敌军大队人马上不去，小股爬上去不是挨打就是被牵着满山转圈子。敌情紧张时，湘鄂边特委和苏维埃的干部也从鹤峰县城撤上山，敌军退走了再回去。一些红军伤病员和家属也在这里休养、隐蔽。

在山上，不分男女老幼，人人一手拿枪一手荷锄，一边游击一边生产，在岩缝中种些苞谷、南瓜。几个未成年的小孩子，不能光跟着舞刀弄枪，还要学文化，廖汉生就成了他们的文化教员，每天闲暇时教他们认字、唱歌。

从这场“家庭纠纷”中，廖汉生看到贺龙跟着共产党的坚定信念，也进一步明确了拿起刀枪跟贺龙的决心。

贺龙重回洪家关后，又召集起几百人。

在工农革命军初创时期，廖汉生目睹了这支队伍的三起三落。在最困难的1928年冬天，工农革命军在石门县遭受严重损失，师长贺锦斋牺牲，贺龙率部撤回桑植边界的大山里。廖汉生受贺家姐妹的派遣，给部队送去一些过冬物资。在工农革命军驻地，廖汉生看到原先几千人的队伍只剩下不足百人，天已下雪，部队还穿着单衣，贺龙的脚上套着一双烂草鞋；招待他们吃饭，端上来的只有一碗苞谷糊糊……

但是贺龙没有退缩，他继续坚持斗争。工农革命军历经考验，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终于发展为一支坚强的红军队伍。

1929年春，贺龙率领红军相继解放了湖北鹤峰和湖南桑植两座县城，建立了湘鄂边苏区。

1932年下半年，中共湘鄂边特委和独立团转往洪湖，会合红军主力去了，湘鄂边只剩下零星几支游击武装。苏区被敌军全部占领，陷入反革命白色恐怖之中，敌人大肆屠杀，四处烧屋，长期围山“清剿”，斗争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冬天，风雪交加，饥寒交迫，敌人的围困却不见缓和，扬言要把游击队困死。饿死、冻死在山上。

一个雪夜，廖汉生随贺民英下山去摸情况，找粮食。他们来到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发现村里驻扎着敌军。他们进不了村，就悄悄来到村边一户独立人家，请主人家向乡亲们找了一些南瓜和黄豆。回山时，为了不在雪地上留下脚印，以防敌人追踪而来，廖汉生跟着贺民英沿着山中的雨裂沟，赤脚趟着冰冷的溪水向上走，遇到沟边核权横生的地方直不起身，只好伏下身子在冰雪上爬行，手脚被划出一道道血口子，浑身快被冻僵了。

廖汉生受命回乡组织农民协会，后被推举为代表，参加了县农会，那年秋天，廖汉生已满18岁。尽管他早在两年前就参加过农民运动，然而，他一直把这一年看做是参加革命的起点。如火如荼的工农武装斗争使他选择了人生的道路，轰轰烈烈的苏维埃工作给了他思想的启蒙，而叱咤风云的贺龙更是对他走向革命产生了直接的深刻的影响。

从1928年春参加贺龙发动的工农武装斗争时起，廖汉生就一直渴望成为一名正规的红军战士，渴望能够跟着贺龙痛痛快快地打胜仗。

以后，廖汉生看到往日的同学、一道参加革命的游击队员。同在桑植县苏维埃工作的红小鬼，进了红军主力部队后进步很快，短短两三年间已经成为师、团指挥员，而自己却还是一个普通的游击队员。他有些不服气，为此三番五次要求离开贺民英的游击队，到红军主力去。然而，每一次都受到贺家姐妹的坚决挽留，受到贺龙的耐心劝说，因此没能实现。他只好一直跟在贺民英身边，继续当一个游击队员。

后来，贺民英为了满足他的好胜心，“提拔”他为游击队文书，掌管贺民英的名章。每次有事需要与外界进行信件联络，由他根据贺民英的口述写个便条，盖上章子，作为游击队的公文。

贺民英游击队的主要成员是贺家几姐妹及其亲属、旧部，领头的是贺民英，年纪最大的有五六十岁，最小的仅七八岁，男女老幼加起来有二三十人。这支队伍虽然人数不多，没有正规编制和正式番号，但在湘鄂边乃至整个湘鄂西苏区名气很大。红军指战员按照贺龙对贺民英的称谓，尊敬地称它“贺大姐的队伍”；老百姓根据贺民英的乳名“香姑”，习惯地叫它“香大姐的队伍”；国民党反动当局则骂它是“女共匪贺仙姑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