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据陆正刚信中称,这些广告刊出后,在香港开武馆的华人先后有不少人参加了擂台赛,现已有好几位中国武师败下阵来。擂台摆了一个多月,竟没有一个人是他对手。陆正刚的意思是希望飞鸿能来香港攻擂,为华人争面子。陆正刚信中还提到,此事可以产生重大影响,也可以为自己的门派增声誉,两全其美之事不要让别人占去了。
第四部分武林风范(2)
看完来信,飞鸿苦笑着说:“正刚真是个好事者,他又不是不知道我家务、店务缠身,怎么又来信相邀。再说,我早已不问江湖之事。”话虽这么说,飞鸿考虑到此事涉及到与洋人比武为华人争面子之事,却也不能坐视不管。于是,他将在广州的几个徒弟召集起来,想商量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对策来。
林世荣到外地有事去了,凌云阶因事与人结仇已去香港,陈殿标在广西开馆授徒还没回到广东。在广州的邓芳、邓秀琼等人到了飞鸿的“宝芝林”店里。师徒经过商量,大家认为还是飞鸿去一趟香港为好。邓芳等人表示他们没有绝对把握取胜,无法光大师门扬威香江;不去又令正刚等居港华人失望,因此只有飞鸿亲自走一趟。
“家里怎么办?”
那位朋友还不肯罢休,就大谈特谈清政府推行的“新政”之好处。自1901年那拉氏在西安颁布“变法”上谕推行所谓“新政”以来,至今已有四五个年头,广东方面确实有所变化。飞鸿知道的有,1903年在北京成立练兵处,广东则成立警务总局。同时袁世凯充任练兵大臣,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师),广东原计划编练两镇新军,后来只编练一个镇。不久一些地方机构被裁撤,包括粤海关监督和广东巡抚。飞鸿对清政府的腐败,已有切身感受。他心里清楚,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新政”,除了加强总督的权力,并无任何质的改变。
“你看我家里事这么多,哪里有空去军中任职。再说那点微薄的收入,岂能养活得了我这八九张嘴?我还是卖我的药更实在,老兄,你就别为我费心了!”
见飞鸿态度如此坚决,那位朋友只好作罢。
在过去的一些徒弟及其徒子徒孙的关照下,“宝芝林”的跌打损伤药生意还不错,勉强还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因此飞鸿更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去军中当差。他想,只要岑氏把家中的事忙好,他还可以外出帮人治伤看病,生活一定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尽管飞鸿对未来充满信心,但他担忧的事还是发生了!过了一段时间,岑氏再次感到身体不适。这次飞鸿不敢怠慢,赶紧让她到广州的一家医院去看病。
听师傅这么一说,邓秀琼当即表示:“师傅放心去香港吧,店里和家里由我们打理几日,把孩子们交给我,我能照料好他们。”
医生对岑氏作了全面检查,通知家属让她住院。听说要住院,飞鸿一下子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赶紧向医生打听岑氏的病情。医生只告诉他,问题较严重,具体情况要观察一段时间才能下结论。
徒弟们听说师母住院后,都来探望。他们有钱的出钱支援,手头紧的则出力帮助,使飞鸿轻松了不少。然而,众人的努力还是未能挽回岑氏的病情和生命,不久岑氏还是带着对亲人的眷恋离开了人世。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飞鸿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但岑氏病卒后,他还是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泪。他责问老天:你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公?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剥夺我妻的生命?难道我黄飞鸿命里注定就只能做鳏夫吗?!飞鸿不信这个邪,但他又不能不面对眼前的事实。
岑氏去世后,飞鸿又当爹又当妈,一时间忙得不可开交。孩子太小,吵吵闹闹,使他更深切地体会到“为人父”的滋味。夜深人静时,他才得以静下心来。想想自己这些日子操持家务事的艰难,更觉得岑氏所起作用之大。
没过多久,飞鸿接到陆正刚的来信。打开一看,才知陆正刚又邀他去香港攻擂。原来有个西方大力士来到香港,在香港的各大中、英文报纸上频频刊登广告,自称自己为世界大力士,愿与天下武林人士一决高下。扬言若有人打败他,奉送一盘白银。陆正刚的信中还附了一张广告,从广告上可看到洋人设擂的地址在西环太平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