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章
经过汪精卫集团的百般努力，“国民政府”终于在3月30日举行了还都典礼。
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等人由上海乘日本海军飞机抵达东京。随后，汪精卫一帮人被秘密安排在东京北郊的一间别墅里。6月6日，日本政府在新任首相平昭骐一郎的主持下，召开了由陆相、海相、外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会后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不过，这一决定背离了“重光堂会谈”所制定的《日华协议记录》内容，也背离了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内容，表明日本政府所期望建立的新中央政府，不过是日军占领下的各种势力的集合体，是一个松散的、多方参加的傀儡政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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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卖国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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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日方平昭首相接见了汪精卫。在谈话中，平昭首相说：“日本政府同意汪先生‘组织新的中央政府’，不过何时成立，应该适应日本在综观全局的战争指导上的阶段，由日本方面决定。另外，新政府必须放弃‘容共抗日’，改以‘亲日满防共’为方针。”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汪精卫只好答应。汪精卫与陆相板垣会见时，对国旗上方附加三角形黄色布片，表示不能接受。板垣说：“这一点不能改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区别于蒋介石的国旗。”对此，汪精卫非常不高兴。
12月30日，香港的《南华日报》全文刊登了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的电文，即臭名昭著的《艳电》。
《艳电》发表后，舆论大哗。全国各界人士纷纷责问政府，要求解释此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发表通电指出：“汪精卫甘冒不韪，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稽其行迹，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他要求蒋介石公布汪精卫的罪行，“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八百万华侨拥护抗战到底”。蒋介石非常被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即于1939年1月1日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在汪精卫刚刚进入河内时，适值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在河内(为通过越南运送武器问题与法属越南当局交涉)。王宠惠随即劝阻，遭到汪精卫的拒绝。蒋介石特派政府秘书长陈布雷前往，劝其改变主张，同样遭到汪的拒绝。1939年2月，蒋介石又派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去河内，并带去汪的出国护照和旅费，劝汪出国旅行，放弃与日寇单独媾和的计划，再一次被汪拒绝。于是，蒋介石给军统局下达了秘密处死汪的指令。
1939年3月21日夜，六个黑影趁着夜色，神不知鬼不觉地跳进了河内高朗街27号汪的住宅。他们飞步跃入三楼，用利斧劈开了房门冲进了汪的房间，凭着手电光，向着屋内缩成一团的一男一女开枪射击。两人应声倒地，杀手慌忙逃跑。枪声一停，汪宅的人大呼“救命”。经过查询，才知道被击倒的是汪的死党曾仲鸣夫妇。原来，曾妻刚于前天抵达河内，汪精卫即将自己的卧室让予他们，自己住在隔壁房间。就这样，曾仲鸣代汪而死，其妻命大，只受了伤。
曾仲鸣虽然是被误杀，但作为汪精卫的追随者和心腹，是罪有应得。他的死，标志着蒋与汪之间的彻底决裂。
河内刺汪案发生后，日本政府急忙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派影佐祯昭、犬养键等人前往河内进行营救。
6月28日，汪精卫在影佐祯昭等人的护送下，返回上海。一到上海，汪精卫便开始了公开的“和平活动”。7月9日，他在上海广播了《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演说，大谈中日友好、反共反人民的谬论。10日，汪又责令恢复出版《中华日报》，以此作为“和平运动”的宣传工具。
8月28日上午10时，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的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内秘密举行。出席会议的大部分都是由周佛海、梅思平搜罗来的政客、地痞流氓及一些汉奸文人。会议决定，实行主席制，推举汪精卫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当时，凡参加伪“六大”的人员，都作为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开国元勋”。在伪政府成立时，汪对他们一律论“功”行赏，分别委以大小不等的职务。
“六大”之后，汪精卫加紧了建立新政府的工作。在上海，他专门设立机构招兵买马。只要赞同汪主席的观点，都是“同志”，来者不拒。对某些名人及专门人才，更是不遗余力地直接、间接地搜罗与拉拢。其中，自动填表投汪的有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部政务次长的陈之硕、曾任北洋政府蒙藏院副总裁的易次乾等。
另外，汪精卫还通过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子岑德广，拉拢了一批留在上海的学者专家，如刘星晨、阮毓麒、张素民、徐季敦等数十人。这批人在汪伪政府成立后，相继担任了重要职务。
1940年3月20日至22日，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九个议案以及“国民政府”主席及各院、部主要官员人选等。并相继公布了国民政府人选、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及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名单。
4月25日夜，汪精卫、陈璧君等十余人在影佐祯昭的帮助下，鬼鬼祟祟地乘上日方“北光丸”号小货轮，离开了越南。5月6日，“北光丸”号静静地驶入了黄浦江。为了安全，汪没有立即上岸。8日，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离船上岸，乘日军的小轿车，向重光堂驶去。
虽说早在1937年11月上海就被日军占领，但国民党的党政机关仍在这里设有办事处，其通讯、金融、宣传等机构照常运转，其中不乏国民党的特务混入活动。
这些特殊的情况，限制了汪精卫的政治活动。为了保护汪的生命，日方对重光堂做了周密的防范工作，屋里安上了防弹窗，四周布有铁丝网，宪兵日夜轮流值班。
汪精卫十分精明，他想，要在日军统治区建立政权，非日本政府支持不可。因此，他一到上海，便迫不及待地要求赴日谈判。
对于日本方面来说，诱使汪精卫叛逃只不过是破坏抗战的一种谋略罢了。因而，日方在得到汪的要求后，急忙召开会议，重新制定对华政策，也不得不同意汪精卫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