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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棣的潜意识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因此自然而然地想起承包这个词。

可是，这种经济理论怎么向这些十五世纪初的人解释呢？

斟酌了半天，朱棣解释道：“朕的意思是将苏州的商业税收权力交给你代收，主要包括盐税、茶税、市舶税、通过税和营业税。代收商业税之后，其中一成作为收税的管理成本，还有一成作为你的王爵岁禄，其余八成上缴国库。”

“这个商业税承包权并非一成不变的，他人也可以竞争承包权，但他人若想获得苏州商业税的承包权，则需要向上一任承包者支付上一年度苏州的全部商业税收作为补偿。若期望获得商业税承包权者超过一人，则向上一年度承包者支付补偿金额多者胜出。”

大殿里安静了一会儿，大家都在消化咀嚼这件新事务。

中国人有个特点，那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虽说亲王们并不喜欢改世袭罔替为减等继承，但这种变化并不损害亲王本人的利益，况且，这项改革针对所有皇亲贵族，所以大家倒也不至于太难接受。可是现在听说宁王的亲王爵位可承嗣顺延至下三代，谷王、周王和齐王瞟向他的目光里便充满了热辣辣的忌妒之情。

听到朱棣允许自己的宁王爵位可以承嗣顺延至下三代，朱权惊悸不已的心情总算慢慢平复下来。朱权深吸一口气，正准备推辞一下，却被朱棣打断。

“别急，朕对你还有一项奖赏。待你转封苏州后，朕准备让你承包苏州的商业税收。”

“承包？……恕臣愚昧，不知道皇上所言‘承包’究竟是何意？”朱权嗫嚅问道：“莫非是指包税制？”

朱棣没有打断大家思考，而是暗自琢磨将商业税收承包给个人的得失利弊。

明朝的农业税很低，而商业税则更低。

洪武初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洪武八年三月，“南雄商人以货入京，至长淮关，吏留而税之。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谓于官，刑部议吏罪当纪过。上曰：‘商人远涉江湖，将以求利，各有所向，执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纳课于官，彼此一耳。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明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

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结果以其“能恢办商税”为由，褒其进京朝见皇帝，结果反而遭到皇帝的批评

朱棣愣了愣，这才想起原来这个时代还没有“承包”这个词。

包税制嘛，那是绝对不可行的。所谓包税制，就是由官府测算出某种税年应收税总数，让当地大商人出钱承包，然后大商人再向商贩征收，以其收入作为补偿。

包税制既节约了设置征税机构的费用，又得到了应得的税收，看起来应该是不错的。但遗憾的是，包税商人大多是地方豪强，包税后不再依率计征，而是肆意加税勒索。如此一来，便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进而会影响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由于获得收税权力的人已经事先向朝廷缴纳了税金，因此他们在收税过程中如果有过激的行为，从情理上讲，朝廷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吃人嘴短拿人手软，那些人垫钱获得收税的权力，总不能让他们亏本吧？否则，如果没人愿意对收税权竞价，朝廷的收入岂不是会减少了？

朱棣计划中的商业税承包则不一样。首先，朱棣会对商业税承包权的竞争设置若干限制，让现任承包者拥有一定的优势，以免刺激其涸泽而渔。其次，商业税承包是事后向朝廷交税，若是承包者横征暴敛，其潜在的竞争者必然会向朝廷告状，而朝廷便可以理直气壮地剥夺承包者的承包权。

在朱棣的理解中，承包也就是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和现代股份公司制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承包制和股份公司制之间的区别好象有两个。一是资产主体的性质不同：前者是国有资产，后者是私有资产。另一个区别则是：承包者自负赢亏，如果亏了，从理论上讲承包者在经济方面不会获得任何利益。而股份公司制的总经理却不同，如果经营的公司亏损，虽然奖金是不用指望了，但基本工资却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