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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方孝孺，朱棣简直气不打一处来。

朱棣自思对方孝孺可算是仁至义尽，如果不是因为他及时穿越，这具身体的前任主人早就将方孝孺千刀万剐并夷十族了。可是方孝孺又是怎么报答自己呢？好吧，他到底还是写了登基诏书，而且还给一些仍在反抗的将领写了书信劝其投降，但无论怎么说，方孝孺向朱文圭灌输反动思想总说不过去吧？

如果方孝孺站在朱棣的阵营，朱棣会非常欣赏这种忠贞以及坚持，但既然方孝孺自始至终就属于建文一系的阵营，那么他在朱棣的眼中自然也就成了茅厕里那块又臭又硬的石头。

朱棣不想见方孝孺，因为他知道自己看到方孝孺就会生气，却又不能为了发泄怒火而杀掉方孝孺。然而朱棣又不能不见方孝孺，因为方孝孺是按照规定前来陛辞的，如果第一个前来陛辞的官员朱棣就不见，那么这条规矩将来就很容易被破坏。

无可奈何，朱棣只得宣布今日议事完毕，众臣退下，然后召方孝孺觐见。

在朱棣看来，以“谷草轮作”的方式养牛也行，但还不够好。朱棣并非农业专家，他只是凭感觉认为这个时代最好的方式应该是所谓的“诺福克轮作制”。这种四圃制是以小麦、芜菁、大麦和三叶草轮番种植。它的理论基础是种过三叶草的地方小麦生长得更好，种过小麦的地方芜菁生长得更好，种过芜菁的地方大麦生长得更好，种过大麦的地方三叶草生长得更好。

用这样的循环方式，不仅使休闲的频率降低，还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芜菁和三叶草增加单位面积的载畜量的同时，也就增加了肥料的供应。畜肥是这个时代主要的肥料，畜肥量的增加，可以提高土壤肥力和谷物的产量。除此之外，芜菁和三叶草还可以直接地作用于土壤。芜菁和中耕结合在一起可以取得抑草作物的作用，三叶草做为一种固氮的豆科作物，可以增加粮食作物所必需的营养供应，对于提高谷物的产量起到重要的作用……

只可惜芜菁和三叶草的原产地在欧洲，目前中国到底引进了没有还无法确定。不过，中国的劳动人民极具智慧，只要知道了原理，即便没有芜菁和三叶草，也必然会找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相应植物，进而发明中国式四圃制轮作法。只是朱棣不能肯定“中国式四圃轮作法”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发明出来，因此只能先将四圃轮作制放一放了。

退而求其次，朱棣准备在没有更好的方法前先劝导富户们采取二圃式轮种法。所谓二圃式轮种法就是以二分之一的土地播种农作物，另外二分之一则为休闲地。采用二圃式轮种法的好处显而易见，那就可以在休闲地放养牛羊猪等牲畜，一方面可以使土地获得更多的肥料，使得这片土地在下一年度作为农田生产时能够达到更高的产量，另一方面，富户们还可以获得放牧的收益。在土地足够多而人力较贵（实施新的人头税政策之后，相信一段时间之后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的前提下，显然二圃式轮种法比单纯地种植农作物更加有利。既然人性是趋利避害的，那么朱棣自然也就不需要用行政手段粗暴干涉农民改变现有的种植方式，只需要一丁点提示也就够了。

朱棣并没有海瑞式的仇富心理，因此对于富户能够获得更多收益乐见其成。更令朱棣期待的，则是大明子民饮食结构的改善――富户们获得放牧收益的同时，普通民众自然也拥有了更多更便宜的肉食来源。在原来的平等空间里，由于畜牧业的萎缩，用于耕地的畜力尚且不足，用于肉食的牲畜自然更少了。明清时期，英国的农民以及劳工等低层阶级的人平时可以吃到肥腊肉、肥咸肉、干奶酪以及粗面包，平均起来每人每天有三镑肉食，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市镇手工业工人却在为一人一月一斤猪肉的供应而斗争（注1）。

希望大明子民能够吃到更多更便宜的肉食，倒不是说朱棣非常渴望获得仁君的名声――无论之前的燕王还是现在的朱棣，同情心都极其有限。之所以产生这种强烈的欲望，主要还是民族自尊心在作祟。另外，朱棣知道饮食结构的合理化能够使国民更加强壮――虽然热兵器时代已经拉开了序幕，但直到二十一世纪，士兵的身体素质仍然是决定战斗胜负的重要因素。

朱棣并非战争狂，可这个时代海外潜在的殖民地和广袤的西伯利亚象是罗裳半解的美女正等着人去征服，朱棣哪里挡得住这种诱惑？！如果士兵和移民更加强壮，显然对外扩张会更容易些。

只是稍稍说明了一下征收无牛税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很多深层次的东西甚至还没展开了说，众臣们便大多已是心悦臣服了。

这时，黄俨走到朱棣身旁小声说，方孝孺已经做好离京的准备了，特来陛辞。

朱棣这才想起来，前些日子觉得杨荣那条关于“获得外放任命的官员，需得觐见皇帝之后，其任命方可生效”的建议好，于是下旨将之形成了规定。前些日子朱棣察觉方孝孺在朱文圭身边会对他造成不好的影响，因此只好将之打发走。没想到，方孝孺居然成了第一个依照这条规定前来陛辞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