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第一部曲：实行“三七五减租”。意思是地主对佃农的租额不得超过全年收获的37.5％，所以简称“三七五减租”。为什么要定这个比例呢？当局是这样计算的：农田普通收获量中，种子、肥料和耕作中其他成本费用要耗25％，扣除这部分，余下的75％地主与农民平分，各得37.5％。所以就叫“三七五减租”。此外还规定，地主出租土地，租期不得少于6年，期满必须续租，不得随意撤租升租，保障佃权的相对稳定。农业歉收时，地主应临时减免地租。同时对佃农也作了一些规定，如佃农地租积欠两年的总额时，地主可以撤佃。“三七五减租”从光华元年（1908年）２月开始。“三七五减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由于租率下降，也导致了地价下跌。这为进一步实行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

第二部曲：实行“公地放领”。就是由皇室和朝廷直接掌握的耕地叫“公地”。预计从光华三年即1910年开始，当局将这些“公地”陆续卖给农民，地价为耕地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2.5倍，为了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以实物计算，全部地价由农民在10年内分期偿付，不负担利息。受领农民只要连续交纳10年地租，每年交纳的租额正好等于每年应交纳的地价，10年期满，耕地即归农户所有，公地放领预计到1920年办理完毕。

第三步曲：实行“耕者有其田”。为了防止地主隐瞒耕地，政府将从1911年1月到1912年4月将全国地主耕地进行重新丈量，登记造册。

(二)无偿没收土地的影响。

中国土地改革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如台湾地区)土地改革的根本性区别有两个：一是土地的征收和分配都是无偿的；二是没收对象的确定不是根据政治态度或着财产来源，换句话说，土地和财富的多少是所有者能否保有所有权的唯一标准(是否参加农业劳动只是一种附属性的标准，土地和财富多了以后，所有者自然就不会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因为体力劳动毕竟不是一种享受，财产管理和贪图享受是拥有财富的必然结果)。

承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权利平等规则，就等于否认国家权威的至高无上和部分人享有特权，实际上这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是产权制度上资本主义区别于封建社会的根本所在。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就是在于否定将国家置于人民之上的封建制度，确定国家只能代表人民的愿望和利益，而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不能以自己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以自己的意志来处置个人的财产及其收益。

表面上看，土地改革前是土地私有，土地改革后仍然是土地私有，从产权制度上来说并没有多少变化，但是后一种私有，是建立在靠政府来否定部分人(地主和部分富农)私有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土地改革以后的私有制，已经融入(或称“铸进”)了国家的权力，尤其是土地改革说明：土地和财富增加反而会导致其所有权的丧失，也就是说国家法律将不会最终承认和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

(三)无偿平均分配土地的影响。

土地改革通过强大的政府力量，采用经济上无偿没收地主富农土地和财产分给农民、政治上剥夺地主公民权的办法，迅速实现了高度平均的“耕者有其田”，极大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在自然资源紧张的条件下，使中国大部分农民获得了生存权和发展权，从而在总体上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但是这种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以及按阶级和贫困程度分配其它生产资料和财产，实际上是一种“均贫富”的“免费午餐”，农民无偿得到的土地和财产，来自于国家的赐予(虽然是以农民自己斗争的形式)，来自于政治斗争，这就使得土改后的以土地为主的产权被掺进了政治因素，一方面造成分得土地和财产的农民对共产党和政府感恩戴德，将其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升迁归为共产党和国家；另一方面则强化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而这与现代民主国家发展趋势是不符合的：即政府只是人民意志的代表和公仆，而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统治机器。

更何况，这种方法也不能杜绝土地兼并的现象，而且铁定会引起激烈的反抗，朝廷中的大小官员，乃至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都与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这么做，整个变革都会垮台，金宰阗也会皇位不稳。

另外一种就是“和平渐进”的方式的“土地改革”。

具体说来，又是通过层层递进的三步曲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