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这也就是中国保守党得名的由来。

在新政时期，绅士阶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事件的打击，很多绅士也像帝国政府的大多数官员一样，终于认识到闭关锁国那一套不行了。因此，在新政的大背景下，不少绅士放弃了过去的保守观念，致力于兴办新式学校、新式企业等新政措施。等到光华元年，帝国政府宣布实行君主立宪，这些参与新政的绅士们又大多加入争取立宪的行列。然而，就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有不少人出国考察、游览甚至进新学堂学习或留学，获得了新的知识；也有一些人参与兴办企业，成为实业家，因而在思想观念上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这也是为什么以后保守党和由同盟会转化来的自由党在立场上逐渐合流的原因。

因为中国同盟会始终以推翻帝国政府为目标，以暴力革命为手段，所以，他们中大多数人抵制了这一次大选，只有少数人宣布放弃革命目的，组建了中国自由党参加了大选，其代表人物为宋教仁。

1900年6月，康有为寄居新加坡友人邱菽园的家，宫崎寅藏因为和邱菽园是好友，便到新加坡来探望邱、康两位。谁知康有为怀疑宫崎受清廷指使，前来谋杀他。于是向新加坡英国殖民地政府报案，逮捕宫崎。孙中山知道后，急忙从西贡赶到新加坡营救。在孙中山新加坡友人的救援下，宫崎才获得释放，英国殖民地政府禁止他再入境。

1902年2月至7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达十万言的《新民说》，把满清的腐败昏庸归结为人民的愚昧。同年9月，康有为在同一家报纸发表《辩革命书》，攻击革命派。康有为指革命派一谈革命，就开口攻击满洲，是一件不可解的事。满清在中国已有两百多年，现在无端引用法国人、美国人的理论在国内搞内讧，对中国来说是一种祸患。

1903年9月下旬，孙中山从日本到檀香山，“保皇党”机关报《新中国报》知道孙中山到来，便写文章诋毁革命党，同时还涉及孙中山个人的名誉。孙中山于是在《檀香新报》发表《敬告同乡书》，与“保皇党”论战。孙中山指出，“革命党”和“保皇党”理不相容，势不两立：革命者，志在倒满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两者背道而驰。而保皇党在《新中国报》撰写《敬告保皇会同志书》，大肆攻击，向“革命党”挑战。

1903年12月下旬，孙中山发表《驳保皇报》，痛斥“保皇党”所言，似是而非。“保皇党”空言爱国，却不知道自己所爱的国家是清帝国还是中华国。

1904年3月31日，孙中山抵达旧金山，当时旧金山关税翻译人员多为“保皇党”会员，多方阻挠孙中山上岸，并向旧金山移民局告密，说他是中国乱党。幸好，孙中山得到旧金山《中西日报》总理伍盘照和“洪门致公堂”的协助，才准入境。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同黄光、宋教仁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的成员70多人集会，决定成立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同盟会章程，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并决定创办《民报》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

1906年夏天，“保皇党”筹备改组政党，将组织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得到满清权贵的支助。后因闹分裂，梁启超于是组织政闻会，社员约有两百人。

1907年10月17日梁启超等在东京举行成立仪式时，张继率领革命党员出席。当梁启超致词时提到朝廷下诏，实行君主立宪时，张继等人上前，将会议捣散。

到了光华元年的这一次大选，保皇党和倾向新政的满族贵族、立宪派合流，共同组成中国保守党，参加大选。其著名人物有：梁启超、张謇、郑孝胥、汤寿潜、谭延闿、孙洪伊、蒲殿俊、汤化龙、梁善济、林长民、吴景濂、袁金铠、许鼎霖、雷奋、马良（马相伯）、张元济、罗纶、孟昭常、罗杰、谢远涵等二十人。其中，马相伯系天主教世家，不考科举；罗杰是附生；雷奋是秀才，袁金铠是贡生；其他16人都有举人以上的功名（举人8人，进士8人）。他们就好比英国所谓的“绅士”。

绅士是传统社会的精英。一方面，他们有传统的科举功名，或曾担任过政府官员，在地方社会有着显赫的地位，对民众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绅士们维护帝国政府的统治，是帝国政府统治的基石。另一方面，帝国政府也给予绅士种种保护与优待等。因此，绅士和帝国政府可以说是一种互相支持、互相利用的关系。一般来说，绅士是保守的，他们比较倾向维护传统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因为这与维护他们的地位和在地方的威望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