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2章

“你的意思不会是说我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正在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吧。”程光开玩笑道。

田达维却没有笑，他严肃地说：“您绝对不是戈尔巴乔夫，不过政府中内也确实存在着一股很大的秘密势力，希望借这场外来战争，促使现政府垮台，以达到当年苏共解体的同样目的，将他们侵吞的国有财产合法化。这伙人能量很大，不仅党内有人，地方有人，国外有人，军队里也有人。

俞飞明知故问的装糊涂道。

程光和田达维互看了一眼，面面相觑，不知如何解释。宪法确实赋予了中国公民很多权利，但是有些权利只能看，只能在学术研讨会上讨论，是绝对不允许公民真正去行使的，就拿言论自由来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言定罪的传统，古有焚书坑儒，文字狱，现代有文化革命，网络审查，受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儒家政治思想的影响，在执政者看来，‘莫谈国事’的愚民是最好的良民，谈论政治是官员们的事情，老百姓是没有资格的。个人的言论自由是如此，集体性的结社、游行、示威更是如此。虽然，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打天下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倾听老百姓的呼声，关心老板姓的疾苦。但是，一旦坐稳江山，就视百姓为草民，肆意践踏蹂躏，把天下视作自己的私产，极力压榨盘剥。最终导致老百姓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推翻旧的统治，建立新的王朝。可悲的是，但被压榨被奴役的人成为统治者后，又会重蹈覆辙，仍旧沿袭欺压百姓的传统。所以，中国的发展历史始终是在暴力革命的怪圈里循环，一个又一个旧的王朝不断被推翻，一个又一个新的王朝不断走向反动，中国历史这种暴力革命的发展模式成为对老子所言的“正—反—合”循环圈的绝妙阐释。

“俞老，您是一位老党员，应当相信我们的党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现在是战争时期，形势严峻，我们更需要团结，一致对外啊！”程光恳切地说道。

俞飞沉默了一会，缓缓摘下帽子，指着头上一道新愈合的伤疤：“我过去相信这一点，可是这道伤疤让我清醒了。想必你们也都清楚这道伤疤的来历，一群腐败官员勾结黑社会势力盗卖国家战略粮食储备，被老百姓察觉后企图动用公安干警抓捕知情人，防止阴谋败露，我‘有幸’被卷入这一事件，见识了一次警黑勾结的场面，接受了一次血的洗礼。”

田达维尴尬地解释道：“那是一场误会，事后我们已经处理了那几个腐败警员，他们的领导也写了检讨，盗卖国家战略粮食储备的腐败官员和黑社会分子也全部抓捕归案，执行了枪决。”

俞飞没有理会田达维的解释，仍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一位老工会干部在临终前把揭发材料交到我手里的时候哭着说道，老俞啊，我们的党内出了奸臣，得想想办法了，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人民就不会再相信我们的党，不再相信我们的政府。那些腐败官员和黑社会势力有权有钱，有枪有人，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有什么，我们相应党的号召下岗，我们响应政府的要求拆迁，我们越级上访是犯罪，我们不越级上访是找罪，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相信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他们父辈的贫困遭遇，他们亲身的所见所闻，让他们太失望了，让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理想不过是一个骗人的口号。可我知道，那不是真的，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我们有工作，有饭吃，有衣穿，孩子能上得起学，老人能看得起病，那时的公产党是真心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口号，新中国就是比旧社会好，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亲身经历的。可现在怎么都变了，政府里的贪污分子越抓越多，党的干部离群众越来越远，我们的孩子上不起学，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了一辈子到老了却看不起病，却没有房子住，我们创造的集体财富被少数人瓜分，我们的工会组织和公安干警却不让我们反映意见，说我们破坏安定团结，这是为什么，我死都不瞑目啊！”

俞飞带着一腔悲愤走了，屋子里只剩下程光和田达维两个人在静静的沉思，过了很长时间，程光指了指桌子上的那份报告：“达维，你看这件事该怎么处理？”

田达维慎重斟酌了一下，语出惊人道：“我认为可以批准他们的要求，成立这样一个社团组织。”

程光不露声色道：“说说你的理由？”

“理由刚才俞老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有这样一个组织，首先可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有利于支援战争。其次可以督促政府更好地执政为民，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最后，通过建立一个在野的民间共产党组织，可以纯洁党性，建立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防止少数资本主义精英篡党夺权，葬送社会主义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