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2章

4月3日，时任卫生部长的张文康宣布，北京只有12例SARS，死亡3例。卫生部表示“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在他看到在新闻发布会现场有一名外国摄影记者戴着口罩时，还风趣地说：“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当时谈笑风生的张文康给在场的记者和电视机前的普通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

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72岁已退休的“普通外科”主任蒋彦永，最近也像所有的普通人一样，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美国攻打伊拉克的电视直播上。但是这一天，对于他来说注定将是不平静的。“12例”这个数字与他们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差距实在太大。因为仅他知道309一家医院，就收治了60例SARS病人，到4月3日已有六人死亡。其实3月初，蒋彦永就听说有一位曾来过301医院就诊的病人，几天后转到302医院，传染了一批医生、护士。消息传回301，这边的医生才知道了有人得了SARS，并且这种病的传染能力特强。3月20日左右，301医院的肝胆科、脑外科、呼吸科……开始不断出现被感染病人。3月底，蒋彦永的大学同学、同在301医院工作的一位医学教授因咳血经检查患了肺癌，转到外科准备手术时，突然发高烧，肺部出现多片阴影。几位专家会诊疑为SARS，被单独隔离在301医院的ICU（重症监护室）。当时，全军SARS防治中心设在309医院，这位教授的资料被送到那里会诊。蒋彦永一直不相信同学得了SARS，打电话到309询问专家何为“3+1”诊断标准。就在当天他意外得知，包括确认和疑似，309已有40个病人，6人死亡；隔了一天，这组数字为60个病人，7人死亡。这时候，蒋彦永知道302医院也有了40个SARS病人。蒋彦永也曾请医院医务部和门诊部的有关人员去向上级反映……但是正常渠道却走不通。

蒋彦永觉得张文康的讲话很不应该，这个事情并不像他讲的那样轻描淡写。这样做，中国可能会多感染很多人，是要死人的。蒋彦永觉得自己必须作些什么。更何况这也绝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如果不能迅速控制，受害的不只是北京、中国，也是全世界。“我是一名医生，看到人命关天的事，我就要管。”4日晚，蒋彦永坐在电脑前，写了一封800字左右的信。信中指出北京的实际疫情大大超出当时卫生部所宣布的官方数字，还直斥卫生部长张文康“说假话”。因为对伊拉克战争报道的印象颇深，对媒体接触不多的老医生挑选了CCTV-4和凤凰卫视两家电视台，记下了电子信箱后，将信发了出去。就是这封信改变了中国抗击“非典”的走向。

几天的短暂沉寂后，信函不知怎么辗转到了外国记者手中。4月8日，蒋彦永接到了第一位记者——《华尔街日报》记者的电话采访。同一天稍晚，美国《时代》周刊（TIME）驻北京记者Susan

Jakes也联系到蒋彦永，核实他确为邮件署名的“蒋医生”后，对其进行了采访。虽然在采访时间上并未抢到第一点，但《时代》周刊迅速于当晚将采访内容发布在网站上，日后Susan

Jakes也称自己“很幸运”。4月9日，蒋彦永一下子成为全球媒体追逐的焦点，家里的三部电话被美联社、德新社、法新社等要求采访的媒体打爆。与此同时，《时代》周刊这篇题为《Beijing‘s

SARSAttack（北京的SARS袭击）》的文章也被翻译成中文在网上广为流传。据音译，文章中的Dr.Jiang

Yanyong也有了多种翻译，许多人在互相询问着“301的退休老军医”情况。对蒋彦永所称的数字，卫生部门一直没有正面回应，既未承认也未否认。

4月8日晚，国东强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正在北京的儿子国歌，要他马上回上海。当时上海还比较安全，没有发现SARS病例。不知天高地厚的国歌当然一口拒绝了这种“懦夫”的行为，不论国东强怎么劝都没有用。加上国歌反复强调培训班是在西郊一座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环境比较封闭，只有十个人，很少与外界接触，传染的可能性小。国东强才只能作罢。

放下电话，国歌转身就和大家谈起了此事。[思维教练]马上觉得问题还是挺严重的。作为培训班的组织者，毕竟自己要对大家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