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6章

生存环境进行疾呼，也对经济学家“以维护学术自由为借口发布不负责任言论”进行了批判，非常辛辣的指出：“一些学者哗众取宠，为的是什么？就是最大化他的知名度，而不是为社会做贡献。”这显然是针对朗咸平的。

张维迎还提到：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媒体，在不断的妖魔化中国的企业家，我想外国企业主导中国经济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一些中国企业本来很有希望做大做强，但是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在这样的政治不确定的情况下，宁可将这个企业卖给外国人，自己拿一部分钱更安全，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包括国有资产的剥离，现在四大银行剥离国有资产卖过外国企业了，不是外国企业出价高，而是因为有人担心卖过中国私人企业会被人说我受私人企业贿赂了，所以我宁可卖给出价低的外国企业。

与张维迎这番话相呼应的，是随后的一个主题：“谁占领中国经济的主战场：外资企业？还是民营企业？”。

国东强当然也参加了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峰会，他一直密切关注着郎顾之争。因与顾雏军在商场上有过一些交往，顾的格林柯尔是怎么回事儿，国东强还是心中有数的。至于有着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财务学博士学位，曾在多家商学院执教，现任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项目顾问的郎咸平，那更是鼎鼎大名，国东强怎能不知道？

郎咸平的炮轰引起了强烈反应：平面媒体与互联网上出现一面倒的声援之声，而被批评的企业则纷纷叫屈，格林柯尔老板顾雏军甚至在香港把郎咸平告上了法庭。这反而更增添了事件的轰动性。郎咸平则说：自己并非与顾雏军个人过不去，实在是针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事态而言。他对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不少方面提出了尖锐批评，批评“做大做强”，否定MBO，抨击“保姆变主人”，直至提出“国有胜于民营”，完全否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必要。

8月28日这一天，中国南北方出现了两种声音的激烈碰撞。

下午2:00，各路财经记者齐聚北京建国门内大街长安大厦2座15层。只有三十几平方米的演播厅人满为患。由几张桌子拼起来的简单的主席台背后，主持人邵振伟开始讲话：“大家下午好！这个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我们准备了不到一周的时间，我们仓促的准备，包括周日两天。我们邀请了全国经济理论界各派的人物来参加这场研讨会。下面我介绍一下今天到会的专家：一个是国务院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所张文魁先生、长江商学院郎咸平先生、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先生、原国家计委退休干部杨德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左大培先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韩德强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杨斌先生。……”

该研讨会曾广发“英雄帖”，拟邀请全国经济理论界各派人物参加。然而，受邀的“主流经济学家”大都在南方开会而没来。国内主流经济学家们“集体失语”

，唯一的反方代表张文魁先生此次可谓“单刀赴会”，他在题为《中国是否应该停止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演讲中说，国企改革势在必行，而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可以防止的。由于观点相左，左大培几次大声打断张文魁的讲话，会场气氛数次被推向高潮。

那还是三年前，郎咸平以学者身份第一个点出了如日中天的德隆问题。去年又放言“德隆资金链不出半年就绷不住了”。

“他们说我‘左’，我这次就‘左’到底！”左大培显得格外激动，嗓音嘶哑。

杨帆的发言带有“声援色彩”。他尖锐地指出，中国学术界存在“意识形态之争”和“话语霸权”，就这次郎咸平遭遇的风波而言，“‘新自由主义学派’对他采取了联合封杀、贬低人格两种手段”。……

主办者邵振伟是一神秘个人，在研讨会接近尾声之际，他的一句声明语惊四座：“此次研讨会的主办方不是网站，我只借用了这个场地，主办者只是我个人。”声称自己只是一个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年轻人，组织这个研讨会是出于痛惜国有资产流失的义愤。

同一天的上午，为期两天的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在深圳五洲宾馆隆重开幕。中国农业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韩仲琦，深圳市市长李鸿忠，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企业家及部分著名经济学家参加了高峰会。主题是“全球大变局时代——中国企业的生存之道”。

张维迎在题为《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与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的演讲中，对于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