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因此，他宣布，中国完全与英国和美国站在一起，共同对抗轴心国的侵略。这样一来，即使日本提出很体面的条件，国民政府也会拒绝商谈。这些决定是1940年11月宣布的，在蒋介石的所有将领和顾问中没有一点异议。

但是他轻蔑地拒绝了日本人的殷勤表示，日本人曾暗示汪精卫，他们准备在敌对状态结束后的两年内从中国撤走其军队。

但是，一旦他“就职”，日本人就根本不愿再作这种承诺。

事实证明蒋介石选择抵抗是正确的。

对于蒋介石和中国来说，1940年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的年份。

西欧的战争灾难给中国带来了不利的后果。利用法国的沦陷，日本向法国发出了最后通碟，要求它关闭由河内到中国的铁路。英国人退出敦刻尔克之后也是元气大伤，并陷入了孤立，利用英国的困境，日本要求英国立即关闭香港边境和缅甸公路．否则将以战争相威胁。温斯顿·丘吉尔在绝望中求助于罗斯福总统：如果战争到来，美国会帮助英国对付日本吗？然而，当时美国自己也很虚弱。而且，在罗斯福看来，让他的国家为挽救大英帝国的家当而卷入一场战争，在政治上是无法考虑的，7月12日，英国入关闭了缅甸公路。让他们的良心得到一点儿安慰的是他们加上了一个附带条件，即只关闭三个月，再给中日一次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

但是，所有这些情况实际上要比战时人们所看到的复杂得多。汪精卫曾是孙中山最亲近的一个学生。在权力斗争中，他败在了蒋介石手下，受到了排挤。但是，他与蒋介石的个人恩怨并不能作为他在抗日战争中所做所为的唯一解释。

据陈公博讲，他是在1932年就对抗日产生了疑虑。在此之前，他是支持抵抗的，但是长城古北口之战使他十分失望。从幸存的中国将领那里，他得知士兵们根本无法抵挡日本人，因为他们的武器与敌人的相比大落后了。这件事使汪精卫认为，讲和比抵抗强。

1946年，《大公报》的创建者之一胡霖告诉埃里克·周，汪精卫在1932年的欧洲之行以后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共派。

从此以后，在私下的谈话中，他常常自责曾领导过国民党的左翼。他认为，欧洲对共产主义的担心超过了对法西斯主义的担心。他把“真正的中日合作”看成是亚洲的一个稳定因素。

但是，由于害怕分裂国民党，他的这些思想一直到1935年才公开。当时，他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低调俱乐部”，向政界、商界及文化界的人士传播他那些与日本讲和的主张。

对于委员长和他的政府来说，这是一次最大的打击；因为当时，缅甸公路是中国唯一一条与外面世界联系的通道。

蒋介石发表了一个声明，正式指责英国的决定违背了现有的中英条约。

然而，中国对此无法再做什么，因为他们和英国的处境相同，都是面对凶恶的敌人孤军奋战，没有盟友。在日本，米内光内阁在这个月垮台，近卫重新担任首相。为了守信用，他遵守对英国的许诺，的确又提出了一个“和平”建议。这一次，日本建议给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和山东这五个北方省份以特殊的地位，并承认汪精卫政权，对“满洲国”将来的地位问题延期作决定。和往常一样，蒋介石对此未予理睬。

10月12日，看到在中国的和平努力没有什么效果，英国人又开放了缅甸公路。

在蒋介石看来，英国人改变了原来那个残酷的决定，这表示他们从根本上重新肯定了中国的地位，至此，他已坚信，日美之间的冲突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就会出现。

随后，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必须承认，与法国沦陷后的贝当和拉瓦尔相比，汪精卫的所作所为没有那么多可为其辩解的理由，因为中国还没有被打败。

尽管如此，汪精卫似乎已完全相信，在日本强大的武力面前，中国不可能获胜，而且，与全面失败后强加的和平相比，在1939年或1940年进行和谈会产生更宽松的条款。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说：日本政府今后将拒绝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政府打交道，对于汪精卫及想法和他一致的人来说，这个声明使和谈的可能性完全破灭了”。如果日本人推翻不了蒋介石，又不与他打交道，那么前景将是无止境的战争。

唯一的办法看来只有以另一个政府领导人取代蒋介石，此人要有一定的履历和声望，必须是讨日本人欢心的。只有汪精卫自己符合这些条件。

起初。日本人自己选中了老牌军阀吴佩孚作他们的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