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中国之命运》在中国发行高达1百万册并成为必读书时，国民党的审查机关却在外国记者的电文中删去了一切有关此书的内容。

到了1946年1月份，六位国会议员想要国务院自己翻译的这本书的译本，结果他们遭到了拒绝，理由是该书属于“绝密”

文件，《中国经济学说》就是这个月在纽约的共产党“前线”

杂志《美亚杂志》上发表的，并附有一篇由美国左翼作家菲利浦·贾菲写的评论。贾菲于1947年将蒋介石这两本书的英译本合编在一起并加了注释。

然而在1943年，广大的美国公众都不知道蒋介石并不是人们听说的那种伟大的民主领袖。

毛泽东的这本书是1940年1月发表的，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了中国的情况之中。人们常说蒋介石的这本书是由一位以前的秘书、前任教授陶希圣捉刀代笔的，不管怎么说此人在该书的起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本书很可能大部分是由蒋介石口授的。不管怎么说，蒋介石对全书的内容负完全的责任，并为它感到十分的自豪。

这本书是蒋介石对其基本政治思想的阐述，在重庆被捧为孙中山《三民主义》以来最重要的一本书。虽然当时严重缺纸，但这本书第一次就印了20万本，到1943年底重印了200多次。

《中国之命运》在中国的学校和大学里很快就成了一本必读的书，全体军官、公务员以及中央政治训练学院的全体学生和国民党青年团的全体成员都必须读这本书。

时隔不久，蒋介石又推出一本内容短得多的书、《中国经济学说》。同样，这本书至少有一部分是由陶希圣代笔的，但是许多经济方面的专业内容则出自一位姓陈的经济专家之手。

在这两本书里，民族主义的调子很重，其中《中国之命运》

在蒋夫人访美期间，她给许多人作了演讲，赢得了人们的爱戴，征服了美国的公众。但是在私下，接待过她的人都不喜欢她那种专横的作风。害怕受她“美色诱骗”的罗斯福答应了她要更多飞机的蛮横要求，下令在试飞结束前就马上提供柯蒂期—赖特公司生产的C一46飞机。这种飞机有好几架都在喜玛拉雅山坠毁了。

蒋夫人不在时，重庆传出了委员长与一位姓陈的小姐的风流韵事，说陈小姐与委员长同床共枕，还为他做他爱吃的浙江家乡菜。

这种流言没有依据，但却使蒋介石火冒三丈，在他夫人回来之后，他召集了外国记者、内阁部长、以及工作人员，申明他那高尚纯洁的一夫一妻的爱只属于他的合法配偶，并断然否认了有关他不忠的传言。

这件事发生在1943年3月间，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正遭受着灾难性的失败。但是，委员长申明自己清白的消息却一连几天压倒了有关战况的报道。据怀特和雅各比的说法：“只要提出要求，就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委员长辟谣的抄件”。

总的来说，蒋夫人对美国进行的长时间的访问，为重庆政府赢得了一场宣传上的重大胜利，紧接着舆论界就把蒋介石宣扬成一个战争时期的主要领袖。

比《中国经济学说》更甚。蒋介石把中国的问题毫无例外地归咎于外国列强的掠夺和不平等条约的危害。而《中国经济学说》的主要目的则是根据孙中山的教导找出一种中国式的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

围绕这两本书，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其中之一便是主要的捉刀人陶希圣的身份。在1934年至1937年之间，他在北京大学任中国社会史教授，还担任过北平师范大学的讲师。1928年，他给蒋介石当过一段秘书，后与汪精卫结为密友，并和他一起逃到了日本人那边。但是，陶希圣后来和汪精卫闹翻，带着汪与日本人签订的一份秘密协定，逃到了香港。

他回重庆被看作是忠实的表现，在那里他住在蒋介石当时的秘书陈布雷的家中，与委员长关系密切。

更奇怪的是，《中国之命运》这本书竟没有英译本。本来宣布译本准备在1943年四、五月间出版。但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过去了，仍不见英译本。

最合适的解释是，英译本的出版计划取消了，因为重庆方面已及时发现这样做不合适，当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正在为蒋介石树立一个伟大的民主领袖的形象，如果在这个时候，让西方的英语读者看《中国之命运。》这本书，那就会对公众舆论起到相反的作用，尤其是在美国。因为这本书的调子从头到尾都是反西方、反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