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此外，蒋介石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几次错误，从而加剧了他的不幸。他的部下对所占领的区域使用残暴的统治手段，而蒋介石本人没有控制住这种做法；西安事变过了10年之后，他仍然对自己的遭遇耿耿于怀，他对希望能释放少帅并派他回东北以确保国民党统治的建议置之不理，相反却继续囚禁张学良；他解散了30万曾为日本人效力的伪军，在东北把他们全部释放，结果使共产党方面的力量得到补充。

最好的战略家的明智建议都得不到蒋介石的采纳。他也许应该更好地从东北占领区撤退，加强他对南方的统治，而他却希望能永远地保住每一件东西、每一个地方。他的部队伸展得过长，这使他丢掉了一座座城市、一个个省份。马歇尔将军使团曾致力于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和——这种努力不仅遭到失败，而且使蒋介石维持在大陆统治的机会减少。

苏联把日本的装备送给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力量；而美国也不甘落后，从1946年7月到1948年11月，停止了对国民党的援助，这对国民党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打击。在美苏之间，这种无意识地得到贯彻的决定使蒋介石在军事上毫无希望地处于劣势，最后，士气低落和失败主义情绪使国民党的统治走向了崩溃。

同时，一种错误的观点被广泛传播，并几乎很普遍地被西方的社论作者、评论家和一般的知识阶层所接受：中国共产党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只是一些土地改革家而已。

这种双向宣传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对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更是如此。美国驻华大使馆战时和战后分别由重庆和南京发回消息证明了这一点。

被歪曲的有关共产党的观点成为被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接受的教条，而蒋介石本人所作的宣传却没有什么效果。蒋夫人宋美龄为了本国政权的利益和争取美国对其行动的支持，以私人身份在美国进行大量宣传。

因此，我们可以说，共产国际通过其自觉和不自觉的盟友，在中美摩擦中起了很大作用。必须说明，中美之间当然已经存在一些摩擦。

史迪威将军从1942年3月到1944年9月代表美国在中国担任各种高级职务，他很快就从总体上反对蒋介石了。美国被迫参战以后——这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结果——蒋介石又回到他原来的观点，认为相比之下，反对日本人是不重要的（既然美国可以替他做这件事），而节省力量，准备同共产党为夺取权力进行决战是最重要的。

史迪威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觉得蒋的这种态度难以理解而且事实上令人难以忍受的美国人。他把这种想法电告他的上司——罗斯福总统和国防部的马歇尔将军。蒋介石和美国盟友之间的关系因此而变得紧张起来。由于在重庆和后来在南京的记者的反面报道，也由于共产党和他们的同路人同美国人和美国组织建立“统一战线”的积极努力，这种分歧不断加深。

在1943年召开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积极主张把台湾归还给中华民国。支持1944年春缅甸大规模的保卫战，这次保卫战的目的是要打破对中国的封锁；他还许诺在战后阻止苏联攫取东北方面支持中国。作为条件，他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了和共产党共同解决国内问题的承诺。

但是，美国总统在德黑兰同斯大林和丘吉尔（没有蒋介石）

进行了进一步的会晤。在德黑兰会议上，他向苏联领导人保证不履行他答应蒋介石的条件，事实上，美国人没有实现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答应蒋介石的任何承诺。在1945年2月召开的瓜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会议上，作为斯大林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罗斯福总统答应了斯大林对中国领土主权的要求。苏联按时参战，占领东北。他们允许中共占领大部分乡村地区，阻止国民党政府重返东北，此外还把大量的日军装备送给共产党的军队。

这些行为本身——在斯大林这一边，也在罗斯福那一边——或许满足了他们自己的需要，却使蒋介石在内战中必然走向军事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