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青岛冲突之后，我与日本人达成协议不久，就想迫不及待的想派出军队，强行收回海关关税的控制权。

关税对一个国家，是很重要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穿越前，中国刚刚“入关”——这“关”就是关税的关。那时候，中国一片“狼来了”的呼声，各行业都面临着重新洗牌。由此可见，关税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影响有多大。

然，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关税完全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

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中国不能根据本国的利益和政策单独制定税则，必须与英国“秉公议定”。确立了片面协定关税原则。1843年，制定《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议定关税率，清廷提出的税率被英国代表否决，按英国的意见，中国进口税率为5%的从价税。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规定：中国日后欲将税则变更，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此后，中国每次修订关税，都是只有在16-17个列强一致同意后，才能实施。

1860年《北京条约》规定：对英法800万两的巨额赔款，由中国关税收入内扣缴，一年分四次，每次交关税收入的1/5；1877年英国对华500万两贷款，指定海关税收作担保。关税成为对外赔款及借债的抵押品。

联省多年来的司法建设，成果显著——法律完善，司法独立、审理公开透明。各国的使节，都基本对此表示满意。所以，这不是问题。

关于债权，我国不会都否认，也不会都承认，各方多半会达成妥协。毕竟，事关国际信誉，谁也不会过分。这是要公开摆在桌面上，摆事实，讲道德的。

驻军也不是问题，驻军的重要原因，是为了维护各国使节和侨民的安全。军政府在这方面信誉良好。而且，以国防军的战斗力，区区几百的驻军，根本不足为凭。所以，除日本外，其它国家的驻军问题都不大。”

我听到这里，就插了一句，“日本驻军，你不用放在心上，我会解决。哦，你继续。”我歉意的作了个手势。

顾维钧接着说：“租界问题，想直接废除，恐怕不太容易。但是如果想插手进去，则不难。

辛亥革命时，为确保中国对外赔款和外债的偿还，列强擅自决定将中国关税收入分别存入汇丰、德华、道胜三家外国银行，并由其组成的“海关联合委员会“实行外籍税务司代收关税代付债款的办法。

我有意全面改变这一现状，以驻军强行将其收回——当然，这是不现实的，当时的情况与现在有很大不同。

故，我与顾维钧说起此事时，顾大惊失色，连声道：“不可！不可！”

我仔细一问，却是我想差了。

……

关键问题还是关税。

……”

顾维钧神采飞扬，颇有一切尽在掌握的信心。我在心中暗自称赞，顾维钧的能力确实有。所以，即便我有几分不喜，却也包容了下来。其实，顾维钧曾给我讲解过关税的问题，只是没有这么详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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