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我觉得大干一场的时间到了。于是便打电话给梅斯。

梅斯手上有50万元西弗吉尼亚电话公司的债券，是从纽约海顿·施通经纪人公司的保险柜里偷出来的。他说这批债券不烫手，他要求预支4万元，因为他要付给别人。我同意了。问题是，我手头没有这么多现金。我需要很多钱付给律师和还运动员俱乐部的债。

要是在从前，那很简单，我给塔梅莱奥打个电话，问题就可能解决了。现在不行，他正在坐牢。我也不能去找帕特里阿卡。

他不希望与波士顿黑手党中任何人有联系，因为联邦调查局正像苍鹰一样盯着他，现在正等着他犯错误。在谋杀的指控尚悬而未决的情况下，我不想给他们提供逮捕的理由。于是我去找了赞尼诺。

要想与赞尼诺很好的相处，你必须非常机灵。他是个贪得无厌的人，但涉及到借钱的问题，他却比年轻姑娘的屁股还难以接近。如我向赞尼诺借4万元，他要我还6万元。这是个难题，但没处借，我只好同意。我拿了钱，马上给梅斯打电话。他带上证券乘飞机来到波士顿。我把债券给了奈德，他说，他要转交给德金。不久，登普西一特盖洛经纪人公司按我们在里维尔的地址通过邮局寄来一张48万元的支票。我通过女秘书哈维把支票带给范伯洛，由他存在其公司的帐号上。他从兑换支票的钱中扣除24000元后，给了我256000元现金和四张5万元的现金支票。我首先还了赞尼诺6万元，给奈德2万元佣金，又给10万元由他转交德金，作为替我们将东西卖出的报酬。后来，我跟一个小伙子通电话，他说他就是德金，这时我才明白，奈德只给了他8万元，这个该死的家伙私吞了2万元。

这小丑回去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我用6万可从梅斯那里拿到价值为30万的国库券。马斯特罗托塔罗在这期间筹集了25000，我保证他将拿回35000。马斯特罗托塔罗从梅斯那里拿到国库券，将它们交给施瓦茨。施瓦茨飞往拉斯维加斯，但是他没有按计划将东西交银行，他喝得酩酊大醉，硬把国库券塞给赌场出纳。出纳不愿收，双方大吵大闹，结果施瓦茨被地方警察逮捕。联邦调查局扑向此案，因为关系到美国国库券被盗。施瓦茨检举了我。我不得不用从另外一桩买卖中赚的钱偿还我欠马斯特罗托塔罗的钱。不管怎么说，巴尔的摩刑事陪审法庭还是因策划犯罪和传递偷窃的88万有价证券对我作了判决。

我光通过这两个可笑的家伙就卖掉了这么多证券。从全部钱中，我个人捞了35万。其中大部分都叫我挥霍掉了。这听起来难以想象，但是我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大手大脚花钱。我到过世界各地的低级酒店。我家光杂七杂八的开支每月就要5000。我喜欢穿着讲究，每周我都要付给纽约的一个裁缝8500。我的衬衣每件38，我的西装每套500。一双鞋我花120，而且我总是一买就买6双。我穿的裤子不低于100。

因此当这个小丑为赌场的钱再来时，我连一分钱也不会给他。黑手党没有因为我骗了赌场而表示不满，只有这个该死的曲解法律的人却来纠缠我。

“您必须付钱。”他说。

经过左来右去，四张支票也都兑了现。这是我在巴尔的摩同施瓦茨和哈里森做88万证券生意以来收益最大的一笔买卖。只是我所捞到的钱都给了几个律师，他们以在巴尔的摩诉讼中为我辩护为由骗了我大量的钱。

1969年4月我在巴尔的摩受审。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回身陷困境了。施瓦茨和哈里森出庭作证。他们与联邦调查局达成协议，以保持自己的清白。我逐渐明白了，他们作证后，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坦白交待。我以为我也许可以欺骗陪审团，我搞错了。

他们不但不相信我，而且毫不犹豫的宣布我有罪。法官提出交保释金10万元才能释放，我的律师提出上诉。真是倒霉透顶，我预计要坐20年牢。此外，还有两个案子州法院将对我起诉。

“您不要再打扰我，”我说，“最好叫派您来的那个人自己来。”然后我有些激动的补充道：“我一定会进监狱。我预计要蹲20年。您想看看，我就偏偏担心您的6万块？”

“那么谁来付这钱？”他大声喊叫。

“够了，怎么说我也不给！”我对他吼，“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否则我敲碎您的脑袋。”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说一句关于赌场的话。我们手上有他们6万块钱，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追回这笔钱。

7．10特里萨垮台

1968年7月底或8月初，奈德来找我说，他已与登普西-特盖勒经纪人公司拉好了关系，只要我们遵守某些条件，他们愿意出售抢手的有价证券。奈德告诉我，他的联系人叫威廉·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