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黎东辉说到此处，站了起来，从泥涂的竹墙上摘下一把无路的鬼头刀。

“这是祖父的遗物。原来，还有他的带血的战袍，那战袍在安沛遭受轰炸时化为灰烬，从我家的小楼的瓦砾堆里只挖出了这把古刀。……祖父在北圻安家落户，在黑旗军奉命回国时，他不愿离开与他相爱的越南姑娘，便加入了越南国籍，成了越南人。……我不再细说我的家史了，我只是说，在越南，尤其是越南北方，仍然有许多民族都保留着中国的文化传统。……尽管越中历史上有许多次互相征伐，但我始终觉得越中两国民族是共着一条血脉，友好相处是两国利益的根本……”

“如果讲起中越两国的历史变迁，那是很值得研究和记述的一个课题，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中越关系的历史主流是和平友好和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我慢声地附和着，小心翼翼地试水深浅。

“我听苏军医说，你想让我谈谈1950年到1956年将近六年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战争，这可是说来话长，但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没有中国同志的无私援助，越南就很难取得抗法的胜利。……从1950年8月，中国军事顾问团抵越，到1954年印度支那停战，越南人民军在顾问团的协助下进行了边界、中游、东北、宁平、和平、西北、上寮直到奠边府，不同规模的八次战役。……孙支队长有个粗略的回忆，他让我给他补充，我看过了，我觉得他回避了许多我们之间的争论。因为那些争论多数是他对我错，”黎东辉含蓄地笑笑，“这个狡猾的孙洪林把难题推给我，让我在他的回忆里填充我的检讨。……”

“失败是成功之母，”我笑笑说，“检讨是智慧之母。人类进步就是从今是而昨非里发展起来的。”

我说自己能回去不用接。黎东辉却以军人的直率断然地说：

“你过几天来吧，黎同志可以住在文英的房间里，我们是本家，又是南京来的，……我们有很多话要说。……”

黎东辉的这段洋溢着某种亲情的话大出我的意料，本来，我是想作一次客人式的略带应酬的拜访的。

苏军医走后，阿娟为我们泡茶，她的动作灵巧、轻盈，而后又在茶几上摆了一盘甜柑和香蕉，对我会心地笑笑，向我告辞。她说要带女民兵小分队到工地上去。当我想到她再也见不到乔文亚时，心头涌起一阵怜悯。……

“苏军医说了。你原来是他的顶头上司，……一不吸烟二不吃酒，那你就吃茶。1954年5月，奠边府战役结束后，我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了三年，暑假期间，到过山东泰山、胶东崂山。我毕业那一年，阿娟9岁，她跟她妈妈也到过南京，后来，我们到广西靖西，祭奠黎氏祖坟，带回坟前的一杯故土，……”

“听说你想到高平、东溪和奠边府去来访。”

说到此处，黎东辉打了个便咽，略显浑浊的眼睛竟然滢滢欲泪了。

“一听你要来，我们全家都高兴，胡主席说，咱们两国人民是同志加兄弟。我们全家和中国同志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跟支队长应该是同志、兄弟。战友加同学；我和你，虽然是初次见面，可我们应该是同志、兄弟加本家，说不定我们还有血缘关系呢。……我们全家都把你当成远方来的亲人了！”

这一派充满友谊和亲情的炮火，把我轰到温馨的五彩云端里去了，我像掬饮了人间真情的甘泉，感到一种宁静的欢悦，我当时的一切热情表示都显得苍白无力了。

“我不应该叫你黎同志，因为我也姓黎，应该叫你本家同志。”黎东辉这种过分的亲近，使我察觉到他内心的隐衷，这种隐情在孙洪林向我介绍时已经提到了，他，作为一名越籍华人后裔的心境，也许有我所不理解的深意吧？他滔滔不绝的向我倾吐，仿佛这是久已储藏的激情，今天才找到了渲泄的机会，“苏军医把你的要求全对我说了，我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倾诉衷肠的机会，咱们是纯粹家人式的交谈，可以不受禁忌。

“你已经知道了，我的祖上是广西靖西人，我的祖父是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手下的前营管带。太平天国失败之后，退往保胜（现在的老街）一带，开辟山林屯耕边陲以图再起，在反清无望之后，也只是偏居一隅等待招安。19世纪60年代，法国侵占越南南部之后，又向北侵，妄想建立包括柬埔寨、老挝和中国西南地区在内的‘东方帝国’。当时的越南和中国还是宗藩关系，阮氏王朝很自然向清政府请求援助，清政府也有感于唇亡齿寒。从广西和云南派出了两支军队，进驻北圻，从广西进入的援越军队主力就是黑旗军，当时黑旗军誓师的口号是：‘为越南削平敌寇，为中国捍卫边疆。’那是1873年的12月，在河内郊外，经过一场血战，打死了法军司令官安邺，迫使法军退出河内。法国驻西贡的总督杜白雷，也因败撤职，换上了卢眉。他在1882年派印支海军舰队司令李威利从海上登陆，进占河内控制了红河三角洲。黑旗军在河内城西纸桥，激战竟日，击毙李威利以下官兵300多人。……法国侵略军不甘失败，不断地向越南增兵，黑旗军连年奋战，热血洒遍了越南北方，黑旗军义声远播。我的祖父就是在纸桥大战中，身负重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