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因为我们的高炮阵地基本上是固定的，很容易遭受敌机攻击，敌机也容易避开我们的炮火，钻我们的空子。我们可以在阵地附近重设一个假阵地，让敌人真假难分。来个真假结合，动静结合，打打敌人的伏击和游击。……当然各高炮部队都有很多创造，我的想法也在这些创造之内。……

“这次受伤倒是没有什么好说，只能说轻伤不下火线，一直战斗底。……”

孙家杰又向我询问了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只能简单地告诉了他，当他听说红卫兵运动——四处大串联。在1967年初就基本结束，以各地造反派的兴起代表了他们，他们的使命完成了。他竟慨叹了几声，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感情。

晚饭前，指导员和宣教股长来看我们，说炮团的梁政委来陪我们吃顿便饭。因为我不会吃酒，最不善于席间应酬，一再婉谢。但盛情难却。席间他们开怀畅饮，我是多碰杯多吃菜，象征性的用酒杯沾沾唇。在席间团政委把孙家杰夸奖了几句，要我们告诉孙支队长放心。

饭后，指导员和孙家杰告辞，临走时，这位孙大圣竟然流露出某种留恋之情，我们互相约定回国后再见。我也答应路过上海时去看看他妈妈。这时候，宣教股长已经打开了招待所的一间‘贵宾室’，这是招待上面来视察的首长们临时休息的地方。然后便漫无边际地扯谈，说些关起门来才能说的话。显然，他们非常注意目前国内运动发展的状况。好像预测一下不久归国之后自己的命运。……因为这时候，部队“三支”、“两军”已经开始，深深地卷入了地方“文化大革命”，“砸烂总政阎王殿”。

“可是压力不断地增大，有一次出现了危机，有一天同班战士悄悄问我说，‘听说你们北上反修，是冲上国际列车，抱着俄罗斯小姐在车厢里打滚，那味道怎么样？’我怒不可遏，跳起来甩手给他一个耳光，回答他，‘就是这种味道！……你要不要再尝一尝？’可好，全连传遍，孙家杰打人！一直反映到支队部，看我老子的情面——没有开除，给了个可以不写进鉴定书的当面口头警告。……美国佬他妈的老是不来，可把我憋死了。

“我曾起过带支冲锋枪潜入南方打游击的念头，仔细一盘算，觉得不行，沿路布满了部队——有越南的、我们的、苏修的，碰上哪一种部队都会把我扣住：既可以说我持枪行凶，又可以说我拖枪逃跑。说不定来个无限上纲上线，说我拖枪投敌。……可是，那一耳光，我不后悔，谁敢那样糟踏我，我还是会那样干的，甚至不只是耳光，我会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然后再砸烂他的狗头！”我忍不住为他补充了一句。

孙家杰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我终于盼到了，1967年1月15日，美机恢复对太原的轰炸，来势凶猛，我们守卫的刘舍车站一片火海，我们高炮阵地就像发疟疾一样颤抖，我们的炮位像坐在颠簸得要命的吉普车上，不停地跳动，我们的连长、指导员都在阵地上指挥，战友们都个个同仇敌汽，咬牙切齿两眼血红，唯独我是含着微笑进行射击。那是一种迷人的音乐，我看到我发射的炮弹在敌机近旁炸开一朵朵灰白色的爆烟，我的心就被一种狂欢所陶醉，那滋味就像足球场上踢了一只擦边而进的球。

“飞机向我们阵地发射导弹，反复扫射，弹片扇起的热风扑到我的脸上，我丝毫也没有惊慌的感觉，排除高炮故障，显得特别沉稳，我们的班长腿部受伤，我立即代替他指挥，那时我非常自豪自信，记起爸爸老是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当兵就应该作一个真正的军人！’今天，我算懂得了‘真正的’是什么含意。

“我们班长进了医疗队，我就代理班长，从1月15日到2月4日，我们进行过四次战斗。我们班在2月3号打下了一架敌机。……那是一架F—105，据说飞机上的驾驶员是一名上尉。我就一直想见见这个飞贼，带瓶者烧给他，感谢他给我们炮连送来一个集体二等功！

“我心里还想来一次运气。越北将来击落敌机899架时，最后那一架应该是落在我们阵地上。你们可知道：1966年的11月27日，越南北方累计击落敌机800架，最后那一架是61支队打下来的，结果胡志明主席亲自发电祝贺，并且授予击落第800架飞机的大队一级国旗勋章。我想，也许我能当一个击落敌机第900架的幸运射手。……

“不是向你们夸口，我觉得我有军事天才，不光勇敢，还会动脑筋。高炮团研究对空射击战术，作训股长指名要我参加。我提了个‘以假掩真’的建议，立即被支队采纳。……”

“怎么以假掩真？”乔文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