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大院君以其内侄女闵氏为国王李熙立妃。闵妃通书史，好读《左氏春秋》，有政治野心，利用太后赵氏不欢喜大院君专擅的心理，怂恿闵奎镐、赵宁夏等与大院君的长子载冕合谋劝王亲政。大院君被迫交出了政权，于是闵妃乘机专政，朝鲜排外政策也为之改变。

日本在此以前曾因台湾人掠杀琉球人向清朝廷文涉，清朝廷答复非常含糊，不仅对台湾，对朝鲜也是一样，结果给日本政府一个印象，日本可以向朝鲜下手，乃于光绪元年（1875年，明治8年）以军舰侵入朝鲜的江华湾。第二年与朝鲜订立《江华条约》12款，其重要之点是朝鲜为自主之邦，系有与日本平等之主权。

袁被王老师严词责问，不禁潸然泪下，自怨自艾，缕述艰窘，王深知这门生才有余而德不足，遂于言词中，加以刺激，促其反省。允其暂住，袁在窘迫中获得安身之所，自感万幸。从此刻苦奋励，闭户读书，每日学作楷书与笔札，历时两月，足不出户。王雁臣每出入，尝暗中窥袁动态，见其奋勉攻读，一洗从前恶习，并察阅他所作的笔札亦渐流畅达意，便欣然出资为袁赎回二玛瑙壶。

陈寿撰《三国志》，描绘曹操幼年生活和嗜好，细腻而生动，后来罗贯中借此发挥，千古而下，把曹孟德塑造成历史上最特出的奸雄。那段故事是说曹操童年时曾向一位有知人之术、会品评人物的许劭请教自己的未来，许劭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闻之大喜而去。由此可见曹操童年时即以奸雄自许。袁世凯也是一样，他19岁时曾在陈州府城隍庙前找一位很出名的相命先生看相，这位江湖术士大约70多岁，招牌叫“瞿然惊神算”。这位先生对袁端详很久，用极端严肃的口吻说：“公子天庭广阔，来自富贵之家，少年英发，出人头地，中年位跻公卿，50岁微有挫折，但正是以退为进，祸为福倚，此后有七年大运贵不可言。”袁辞出后，瞿然惊望着他的背影说：“此子不同凡人，如宿命论定，乃乱世之枭雄。”那时陈州有一位翰林学士段晴川，知人论世。有独见之明，凡经他品题之人，莫不声誉噪起。袁也曾往谒，段学士认为袁的功业将凌驾其叔祖袁甲三之上，但才气有余而制艺不足。

袁在家乡时间不多，因此一直没有好好读书，他的爱好是饮酒和驰马，每饮酒必豪饮数斗，骑马则驰骋郊原。当时陈州府的太守吴重熹，也是袁的父执，常常劝戒袁，但袁并不接受。

袁世凯早年受堂叔袁保恒督教最严，袁也最畏敬袁保恒，所以在他随袁保恒在北京读书那三年，最为驯顺，书也读得很多。袁保恒认为袁思虑太多，防患太深，遇大事必须当机立断。这些提示，对袁世凯后来任事决断有很大影响。因为，在袁来说，他的亲生父亲和他接近太少，嗣父则过于溺爱他，对他有深厚教诲的，则是在他亲父和嗣父都已去世后，认真管他的堂叔袁保恒。

袁保恒病殁于河南开封任内，第二年清廷把袁保恒的捐款移奖袁世凯。清朝盛行捐官，袁世凯因不善制艺，乡试落第，得到叔父的余荫，为中书科中书。他并不把这个捐官放在眼里，不过他自己是个落第书生，叔父已死，没有人督教他了，这时他把所有的诗文和书籍都用一把火烧掉，自己对自己说：“大丈夫志在四方，岂能郁郁久困在笔砚之间以自误岁月？”

他的“四方之志”并未落空，光绪六年（1880年）冬天，庆军统领吴长庆督办山东海防，王雁臣向吴推荐袁世凯，吴长庆就调他到山东军营中。

三、朝鲜练兵

袁世凯崭露头角，是自朝鲜开始的。朝鲜虽为清朝藩属，但旧中国的政策是放任而不干涉的，对朝鲜来说，直到壬午事变才派吴长庆率海陆军赴韩，而袁世凯便是随同吴前往的。

这儿先把朝鲜壬午事变的背景叙述一下：

朝鲜和日本一样，都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19世纪末期，日本明治维新，接受西方文化；朝鲜则抱残守阙，拒与西方接触。结果日本变法强大，而朝鲜仍故步自封。1864年朝鲜王哲宗去世，死后无子，乃立王族李昰应之子李熙为王。李熙年幼，即位后尊生父昰应为大院君。大院君有雄略，但极守旧，对日本维新极表不满，见日使穿西服，益觉不伦不类，遂下令断绝韩日两国通商，韩人与日人交往者处死。日人以为受辱，遂有“征韩论”。当时日人所顾虑的是朝鲜乃清朝藩属，所以屡次向清廷探问是否管理朝鲜的内政外交，清廷则表示不过问。日本经过多种方法试探，已摸透了清廷态度，遂积极安排侵韩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