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革命党人又把注意力集中于广东,这时广东的清廷官吏是:张鸣岐为两广总督,孚琦为驻防将军,李准为水师提督。革命党人死在李手中最多,因此在革命党人心目中认为,倘欲在广东大举,必先杀李准,李死则张、孚两人无能作为,所以议定先谋杀李准然后起义。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革命党人冯忆汉自庇能归,愿任刺客。黄兴见其热诚,教以布置之方和制弹之法,可是冯色厉内荏,一再推宕。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黄兴再度催促,冯口头答允,却潜返乡下过了一个月,才回来自称坠水染病。黄兴副手赵声怒责冯游疑,限冯二月廿四日以前行动,冯仍不敢实行,可是另一位由南洋归来的同志却独自沉默进行暗杀计划。这人名叫温生才,广东嘉应州丙村人,年42岁,在南洋学习工艺,参加革命,有血性甘愿牺牲,闻革命党人决心除却李准,于是每日暗藏自南洋所携回的手枪,计划在街路上伺候李准。三月初十日,广州燕塘举行一次飞机表演,在当时这是一次新鲜玩意,由一位留学德国学习飞行的冯如表演驾驶飞机,广州百姓空城前往参观,广东省的清廷大吏也悉数前往。温生才大为高兴,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乃在广州东门外咨议局前茶馆中等候,这条跨是燕塘进城必经之路。温坐候茶馆中,傍晚见有呵道而来,前后夹以军队卫护,势颇轩盛,温认为一定是李准,乃待官轿抬近时,突然拔出手枪,推开夹轿的军队,直向轿内轰击。军队发现刺客竟作鸟兽散,轿夫也弃轿而逃。温生才从从容容再向轿内连发三枪,怎知轿中人不是李准,却是驻防将军孚琦当场被击毙。温乃向东校场口积厚街遁去,守卫巡警郑家森尾随之,沿途邀集侦探队黄熙材、巡警陈金、周定祁等追捕,遂将温逮捕。初刑讯于番禺县署,继刑讯于营务处,最后由两广总督张鸣岐集大吏亲审,张问:“何故暗杀?”温答:“不是暗杀,是明杀。”张问:“何故明杀?”温答:“清廷无道,日召外侮,都是你们这些官吏无用,杀一孚琦虽然无济于事,但可为天下先。我和孚琦无私仇,完全为了救民族而为。”张问:“有无同谋?有无主事人?”温答:“完全是我一人”。三月十六日军机大臣电张鸣岐,奉旨将温生才正法,于是在三月十七日温生才遂被处斩于东门外咨议局前孚琦被刺的地方。
革命党人初意是要把李准杀死,因为大家都认为李准对革命党人压制最力,亦最狡诈,除去李准后,在广州起义比较容易,怎知暗杀计划一误于冯忆汉,迨温生才挺身独任其事,却又误杀孚琦。孚琦是驻防将军又是满人,杀了他也足以使清廷丧胆了。
温生才后来被葬在红花岗,是红花岗四烈士之一。
廿二、黄花岗之役和保路运动
黄树中和罗世勋在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器号定制铁罐,装置炸药。二月廿一日晚,黄、罗二人在载沣上朝必经之路——地安门外银锭桥下埋置炸弹。怎知事机败露,二人同时被捕,同谋的汪兆铭也在东北园住宅被捕。这三位革命党人被捕后,清廷大为震动,而摄政王也吓得魂飞天外。当时的法部尚书廷杰主张用重典治罪,立即判处三人死列以做效尤,但是民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反对,主张对革命党人应该采取怀柔政策,因此仅判汪兆铭和黄树中终身监禁,罗世勋有期徒刑10年。善耆且亲自探监,和汪兆铭有过恳谈。汪兆铭号精卫,一字季新,他的祖先是安徽婺源人,后来迁居浙江山阴县,父亲汪琡到广东做官,才改入广东番禺县籍。光绪廿九年(1903年)考取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即官费生),就读一年半毕业,以自费生升入专科。光绪卅一年(1905年)汪23岁,这年秋天他曾跑到横滨想投奔梁启超,加入保皇党,不料没有碰头,乃回到东京和朱执信一同加入同盟会,成为《民报》的执笔人之一,又为同盟会的评议员。汪倜傥有才气,自高自大,在《民报》经常和章炳麟闹蹩扭,这位国学大师经不住汪的斗气,一怒之下跑到南洋仍抬着光复会招牌乱闯。
汪这次在北京坐监,使他声名大震海内外,革命志士莫不知道汪兆铭三字,由于他年轻,笔下又快又好,能谈善讲,使得清廷大吏为之侧目。他在监中有一位丑女日日探监送饭,这位丑女便是后来南京伪政府时代权倾一时的汪夫人陈璧君。汪在狱中曾有诗,题名《被逮口占》,传诵一时,诗曰: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妫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宣统三年(1911年)春天,同盟会同志布置了一次最大最完备的起义,目标是广东。先半年孙中山先生在马来亚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三人前往妥善研商,规划一切,决定在香港设统筹部,由黄兴为部长,下设调度处由姚雨平为处长,负责运动新旧军界。储备课由胡毅生为课长,负责购买和运送械弹。交通课由赵声为课长,以交通江、浙、皖、鄂、湘、桂、闽、滇等处。秘书课由胡汉民为课长,掌理一切文件。编辑课由陈炯明为课长,草订一切规制。总务课由洪承点为课长,打理一切杂务。
攻占广州的计划,在策反方面,仍以新军为主,但兼及巡防营和警察。新军有枪无弹,因此起义时必须先有敢死义士数百人发难于城内,破坏其重要行政机关,夺占军械库,开城门迎起义新军入城。最初拟组成敢死队500人,后以进攻地区太多,恐力量不足,改为800人。在行动方面是:(一)占领总督衙门,攻杀张鸣岐由黄兴负责。(二)进击水师衙门,攻杀李准由赵声负责。(三)攻占督练公署由陈炯明负责。(四)攻破警署、广中协署,兼守大南门,由胡毅生负责。(五)占领飞来庙,破北门迎巡防营及新军入城,由姚雨平负责。以上五个部分各率敢死义士百余人,另由李文甫率50人攻石马槽,罗则军率50人破坏电信局。此外还有放火委员入旗界租屋九处同时放火,以扰乱清军军心。
敢死义士800人需准备600余支枪械,加上其他支付款项,需12万余港币,外预存准备金3万港币,全部费用约15万港币。经孙中山先生和各同志海上奔走,请爱国华侨捐助,大致相差不多,所以这次起义又比起以前各次,在经费上是有预算和准备的。
留得心魂在,殁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等在北京监狱中只住了一年多,武昌革命爆发,法部尚书绍昌建议释放汪,奏稿有:“其供词无狂悖之语,而热忱苦志时流露于公庭对簿之间,似此旧学新知实属不可多得,其才可用,其志可悲。倘蒙天恩释放,加之驱策,当更感激圣慈,濯磨自效。”宣统三年九月十六日(1911年11月6日)清廷下令释放汪、黄、罗三人,每人发给川资300两。黄树中后改名黄复生。
汪兆铭谋刺摄政王事败被捕后,是得肃亲王善耆在朝反对判处汪等死刑,这位肃亲王善耆应该说起来是当时清皇室中比较有头脑,能够迎合时代的一个人。宣统元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时,曾有一信给他:一,劝他敦促清廷让国,举族返东北,自立帝国;二,请他参加革命党。这封信是由云南老同志丁怀瑾起草的,全函过长,摘要抄录于后:
“肃亲王左右:仆向与都人士语,知营州贵胄首推贤王,中更多难,陷于凶人,天诱其衷,俾无陨越……故仆敢以二策为贤王陈之:一为清室计者,当旋轸东归,自立帝国,而以中国归我汉人。此非仆一介之私言也,何者?八旗口籍,不逾千万,其人才亦至乏矣,既欲羁制汉人,使就轨范,而又当分布于东三省,譬若千石之粟供百万军,其势固不能偏给,与其他人蚕食而有之,孰与满汉分而有之,若能去燕京复辽东之故国,外兼蒙古,得千四百万方里,其幅员等于中国本部,然后方置郡县,务农开矿,使朔漠不毛之地化为上腴。地小则人材不忧其乏,势分则民族不忧其讧,其贤于兼治中国万万也,文政既成,申其军实,南与中国东与日本为唇齿之同盟,谁复能睥睨东亚耶。……二为贤王计者,贤王于宗室中称为巨人长德,故与方域之见殊矣。革命之业,贤王亦何不可预。昔露西皇族有克鲁泡特金者,爵为上公,而作无政府党之首领,声势赫然,光于日月,以民而抗政府犹云为已,以皇族而抗政府,则明其为博爱大同之志也。吾党所持,革命以后惟建共和政府,二王三恪之号,虑不足以辱贤王,要使千戴而下,睹其史书,瞻其铜像然后贵耳。迩者吾党声气骎骎日骤,湘粤之域小有折伤,要不足以损毫发,贤王于此其能入我同盟也。以上二策,唯所取携,要之,必以一身主动而后国家之事从之,王家庆邸(指庆亲王奕劻)既怯懦而无果断,陆军兵柄之争又令北洋阴怀异志,失今不图,而令发难在彼,贤王虽智力绝人,亦安所发舒耶?投会抵隙,今其时矣,书此达意,非敢以口舌取人,亦以结向德之好也,孙文启。”
这封信投送给肃亲王后,善耆遣其幕客致意说:“不愿入盟,但愿相助”。其后数月,日本人加藤仡夫亦为革命党致书于肃亲王要求西藏,肃亲王即与清廷亲贵王公会商,不得结果,事虽不成,但革命党人对善耆始终保持高度的好感。善耆虽同情革命,可是民国成立后他却避居旅顺,不以有革命党人好感而留居,他曾赋诗明志,诗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