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民国成立后的政府主要的问题在于财政，所以财政总长熊希龄在参议院的致词是一篇重要资料。他分析当时的财政情况，同时说明如何整顿财政的办法。

他说：清朝末年的财政已濒临破产，民国成立，因各省宣告独立，致财政更形分裂。当前财政的特色，是只有支出全无收入，而支出的费用则全赖举借外债，实在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关于财政亏竭情形，可分为两端：

（甲）民国纪元以前的财政：（一）岁入不敷5400余万两；（二）追加筹备经费银2400万两；（三）新外债息款银1000余万两。以上三项合共不敷8800万两。

（乙）民国纪元以后的财政：（一）临时筹办经费约银11000余万两（内分外债2080万两，南北补发军饷1920万两，恩恤6000万两，建设1000万两）。（二）常年不敷经费，约银17052万两（内分岁入减收5000万两，军费增加3000万两，内债息款252万两，旧额不敷8800万两）。以上两项合共不敷28052万两。

由于整个情况如此，使得在财政上度支奇绌，在经济上则金融窘迫，因此财政部只好审度时势缓急轻重，以决定办法的先后，共订八策：一为减军费。由于民国成立前各省独立，支出均以军费为大宗，所以应解中央款项均为截留，故首务在节减军费；二为成立国家银行，以期金融复活，工商振兴；三为开铸通用银元，废去生银习惯；四为改良税则以均国民负担，尤应先改田赋及印花所得税，但需假以时日，契税及酒税则可速办；五为筹划盐烟专卖；六为划分国家税和地方税；七为制订会计法规，以期出纳之确当；八为整理公债以保盐民之信用。

从熊希龄在参议院的报告，可以看出民国成立初期财政的困难和严重情形。世界上没有这么奇怪的政府，要全靠举外债来应付支出的。

5月3日袁世凯批准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建议，将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改为大学校长，任命严复为首任北京大学校长。京师大学堂的前身是官书局，官书局的前身是京师强学会。

5月6日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把已濒停业的交通银行增资复业。交行本为梁所创办，后来被盛宣怀所排挤而脱离，现在梁是袁的大红人，所以收回交行，自任总理。5月27日改组大清银行（光绪三十三年成立，官商股各一半）为中国银行，并定为民国政府的中央银行，任命吴鼎昌为中国银行监督。

5月7日袁任命魏宸组为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为铨叙局长，冯自由为临时稽勋局长。

5月18日袁令改大理院正卿为大理院院长，任命许世英担任。

卅六、袁唐分手

唐绍仪虽然是袁世凯的老朋友，但他受到北洋系军人的排挤，前面已经提到过。自唐正式就任内阁总理后，很有意依照《约法》规定，成为责任内阁，这一来更给反唐的人一个借口，乃愈发在袁面前攻击唐，说唐挟革命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唐也听到了这种闲言闲语，但以为袁大约不会被这种没有见识的人所蒙蔽。可是有一天唐在袁面前说出自己一些对政策的看法时，袁忽然很不耐烦地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这突如其来的话，使得唐大吃一惊，才明白袁的确已对他有了芥蒂。

唐想实践责任内阁的愿望，首先便被内务总长赵秉钧所破坏。赵从来不出席国务院会议，他凡遇重大问题都直接向袁表示，根本不把总理放在眼内，而内务部也像一个不属于内阁而直接承总统命令的一个部了。除了内务部外，财政总长熊希龄也遇事制肘唐绍仪。

这要从财政困难说起，民国成立时最艰苦的，莫过于财政问题，仅北京一地，每月需款就达350万元。每月25日发饷时，当局中人一个个如热锅蚂蚁。在那350万元支出中，收入只有长芦每月解款10万，北方数省每月各解二三十万，合共不到80万元。至于全面支出方面：外交部217958元，内务部308950．162元，财政部5105954．732元，教育部112710．618元，陆军部4534350．92元，海军部232538．82元，司法部66250元，农林部46070元，工商部13700元，交通部41379．59元，合共需10679862．842元。加上每月积欠，以及拖欠应还未还外债，这个刚刚呱呱落地的中华民国，被债务已压得气也喘不过来了。

清朝末年列强曾组成了一个四国银团，统一和垄断了中国的借款，这个银团是英美德法四国组成的，其后日俄两国也参加。中国有识之士一直想打破这个财团的独占性，唐绍仪组阁时就决心要冲破这个“蛛网”，于是他径行向比国财团签约借1000万镑（南京临时参议院只核准借500万镑）。这个借款合同签订后，四国银团大哗，一方面施外交压力对袁政府，一方面用种种手段胁迫比国，使这个借款合同流产。脆弱的北京政府怎经得起这种国际压力，因此唐绍仪面对银行团的抗议，一方面表示歉意，一方面应承取消向比国借债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