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3章

“各师、旅长以治军为专责，于国家用人行政，自不应越权参预。近阅上大总统有电，竟有该师长等联名其中，殊背军人之义。各该师、旅长于整顿军队计划有所建言，尽可到部或派员陈述。至于私约会议，有淆听闻，甚非国家之利，宜切戒之。”

9月30日，段在国务会议上声明他并未预闻徐州会议。他说：

“当项城（袁）病情险恶的时候，张勋要带五千兵到北京来，我打电报警告他说，你如果敢于带兵到北京，我就派兵打你。同时我还电约华甫（冯），如果张勋敢于调兵北上，请他派兵和我的军队两面夹攻。”

北京政府对禁止军人干政发表命令后，那些“唯大帅之马首是瞻”的各省军阀纷纷电呈不再参加会议，并且撤回了他们派往徐州的代表。冠盖往来的徐州顿然呈现了人去楼空的冷落场面。张勋电问段，艳电是否出自总理本人的意志？回电说：“吾辈私交虽厚，公谊难容”。因此，张勋牢骚满腹地通电有关各省说：“去河北贼易，去朝廷党难！”尽管张勋的气焰被压低，徐州会议不能继续召开，但是帝制派、政治阴谋家和投机政客仍然十分重视张勋的军事实力，段的策士徐树铮仍然与他密电往来，梁启超也曾到过徐州。因此，张勋还敢于以个人名义继续发出攻击财政总长陈锦涛的电报。当国会提出关于徐州会议的质问案时，他还敢去电恫吓国会说：“部下健儿阅报后，群情愤激，拟入京面较曲直，然后待罪阙廷。”

民国6年1月4日，倪嗣冲和北方各省军阀代表到南京来向冯国璋祝寿。这一时期，北洋军阀常借各种酬应方法接触，祝寿便是其一。到南京祝寿的名单中，有段祺瑞的亲信：

其中有些恬不知耻地建议以后不必召集会议征求同意，一切问题经由盟主决定，大家无不乐于服从。但是，甘心做奴才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盟员对盟主的反对是越来越深了。

“大帅”驻节的徐州，有时成为政治避难所和各种各色政治野心家进行阴谋活动的“市场”。被北京政府明令通缉的帝制犯顾鳌、薛大可都被“大帅”聘为机要秘书。张勋还有电报邀请杨度、孙毓筠等全部被通缉的帝制犯都到徐州来，北洋派有关的下台军人政客如陆建章、阮忠枢、龙觐光等都被“大帅”礼聘为高等顾问。暗杀宋教仁的主犯洪述祖也在徐州做了“大帅”的座上客。9月27日，号称“文圣”的保皇党魁康有为应“大帅”的邀请，也到徐州来进行活动。

徐州由“中华军国”向前更迈进了一步，成为复活“大清帝国”的半公开活动场所了。因此，全国人民对徐州会议一致表示愤慨，南方五省督军也有通电加以斥责，黎一再促请段内阁制止督军团目无法纪的行为。

9月29日，北京政府才下了一道禁止军人开会干政的命令。命令说：

“近有少数之人，每囿一隅之见，或组众集议，凌轶范围，或隐逋逃亡，托言自固。甚至排斥官吏，树植党援，假爱国之名，实召亡国之渐。……若仍不顾大局，一意孤行，国法具在，公论胥存，本大总统为捍卫国家计，亦不能不筹所以善后也！”

徐树铮、靳云鹏、吴光新、曾毓隽、丁士源等。

这是北京政府敢于公开谴责各省军阀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但是同一天，北京政府下令解除了唐绍仪的外交总长，这就说明北京政府对制止军人干政是外强中干的。

同一天，段以内阁名义发表艳电（29日）说：

“近阅迭次通电，热诚所激，间有过情，道路传闻，并有约期集议之举。嗣后国家大计，诸公有所献替，幸其各抒所见，剀切直陈；其或关系重要，亦可专员来京申意。苟利于国，敢不拜嘉。至于逾轨之行，举非国家统一所利，诸公躬膺重寄，务乞以身率属，共济艰虞。”

这个电报把他们干涉国会、排斥阁员、威胁政府、图谋不轨种种不法行为说成是“热诚所激”，把公开举行的徐州会议说成是“道路传闻”，并且委婉其词地教导他们，只要干政不表面化而采取较为隐蔽的形式，仍是可以容许的。这个电报发表，就使制止军人干政的命令成为空文。

第二天，段另有卅电（30日）分致各师、旅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