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在这个节骨眼上，可以肯定是那种趁火打劫的小人心态发生了作用，促使到目前为止，徽宗君臣滑着舞步来治理国家的轻歌舞喜剧，无可逆转地滑向悲剧，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从马植，现在叫赵良嗣的嘴里，徽宗君臣肯定已经了解到了，这些年来，发生在辽国国内的各种问题。事实上，此时大辽帝国的国政不修，和大宋帝国的君昏臣奸一样，的确是已经称得上一塌糊涂。只不过大宋帝国君臣不自知，而且自我感觉良好而已。其情形，恰好印证了民间那句俗话：乌鸦落在猪身上，只看见人家黑，看不见自己黑。

辽国是在中国境内建立政权时间最久的帝国之一，到目前为止，立国已经超过二百年。比灭掉它的大金帝国和与它对峙时间最久的北宋帝国的寿命都要长。假如我们可以把东、西汉与南、北宋，分别看成是两个不同朝代的话，那么，大辽帝国就是中国境内立国时间排在第四位的帝国，次于唐朝、明朝和清朝。

研究辽国历史的学者中，有一种见解认为：辽帝国的衰败是从辽道宗统治中后期开始的。这位辽道宗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特别倾慕中原文化，祈求佛祖保佑他下辈子托生为中国人的天祐皇帝。

后来经过变故，这笔钱固定为银绢五十万两匹，年年如此。就此，辽国至少在军事上，对大宋的确是不大放在眼里。对于从来都是以华夏正统、天朝上国自居的帝国君臣，其屈辱可以想见。

大家能够谋取心理平衡的理由是，五十万两匹银绢总比浩大的军备军费来得便宜。而且想想看，即便花费了这些军费，人们却既承担不起万一战败的罪责，又承担不起战胜后武将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的后果。不言而喻，这是以文制武基本国策必然的逻辑后果，是令大宋帝国君臣们相当痛苦的一个心结。

事实上，纵观大宋帝国三百一十九年的历程，不论是在此之前的北宋，还是在此之后的南宋，帝国君臣无时无刻不是在这屈辱与算计的两个极端中度过的。这一对儿可憎的双胞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顽劣乖张，丑陋狠毒，一点儿都不可爱，让生下他们的帝国君臣费尽心机，吃尽苦头，操透了心。显而易见，在帝国传统之下，这个方程事实上确实无解。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与这么困难的问题比较起来，哈姆雷特“活着，还是死去”的念念叨叨，根本就是、简直就是、实在就是无病呻吟。

有一件事情，很可以说明上述困境：位居太宰的郑居中，很反对这次决定。太宰，是一个古老的官名。早在殷商时代就已经设置，主管家务和家奴，类似王室大管家一类。西周后沿用，仍然负责皇室内外事务，并在皇帝的左右襄赞帝命，有点类似但高于后来的内务府大臣和今天的办公厅主任；只有到了宋徽宗时代的一段时间里，才将尚书左、右仆射改称为太宰、少宰，实际就是左、右宰相。郑居中责备蔡京：作为国家元老，却不守信用，制造事端。百余年来，边境宴然，兵不识刃，民不加役。此次，假如打败了，后果不堪设想，即使打胜了，也是蠹国害民之举。他侃侃而谈，蔡京却只用一句话，就把他憋了回去。蔡京不慌不忙地告诉他说：这是皇帝的意思。皇帝无法忍受以大宋之强大，每年还要交给辽国五十万两匹银绢。

郑居中立即无话可说（17）。

此时，就连当初帮过蔡京大忙的、那位曾经为皇帝画《爱莫助之图》的邓洵武，也不赞成毁约出兵。这位当年的起居郎，如今早已不是那个跟在皇帝屁股后面做记录的书记官儿了，他现在的职位是知枢密院事，相当于主管全国军事工作的长官，已经属于国家重臣。他说得隐晦而又直截了当：国朝初年，以太宗之神武，赵普之谋略，曹彬、潘美的大将之才，征伐四方，百战百胜；却唯独于燕云毫无建树，今日哪里可以轻举妄动！“且百年盟誓，一朝弃之，诚恐兵举一动，中国昆虫草木，皆不得休息矣。”（18）

他直截了当地反对出兵，曲折隐晦地否定了做这件事情的人。用今天的语言明确引申出他话中的意思，就是：事儿是件好事儿，能不能做好，要看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去做；在眼下这个时候，由现在这帮人去做，中国就完蛋了。

第四章童贯，阉割过的王爷不孤独

徽宗皇帝还真听他的话。马上对蔡京说：“别做这事儿。祖宗誓盟，违之不祥。”（19）

然而，天才艺术家宋徽宗的轻佻性格，不在这种时候发生作用，那就不是轻佻，他也就不是宋徽宗了。在这种时刻，抗拒诱惑，战胜自己的不正当欲望，清醒、理性、理智地判断形势，这对于轻佻是一种否定。只有真正的政治、军事天才才有可能作到。徽宗君臣中，没有这样的人物。而艺术天才不是干这种事儿的人。我们的皇帝是艺术天才。他没有这种意志、没有这种能力、可能也没有这种愿望进行这种否定。我们甚至从他即位之初的作为中，都能够看出，他所意气风发地作过的那些粲然可观的表示，都表达的是浪漫，而不是理性。他与理性无缘。他命中注定。上天生下他来，似乎就是要这位艺术天才，用自己的轻佻，来主演这场悲喜大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