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6）《宋史》卷22《徽宗本纪四》。

（7）见柏杨《中国人史纲》第628页。

（8）《三朝北盟会编》卷11，政宣上帙11.见《宋帝列传》之《宋徽宗宋钦宗》第184—185页。

（9）同上书，第187—188页。

（10）同上书，第188页。

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四元多人民币。根据并不精确的推算，当时一个普通五口之家的平均月收入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五、六百元人民币左右，可能还不到。人民生活之困窘可以想见。

当时，南宋的国家常备正规军大约保持在四十万人。发生战事时人数还要增加许多。国家财政收入平均在每年四千五百万贯钱左右。供养这支军队的费用，和平时期大约在两千四百万贯，赵构一家皇室的开支大约在一千三百到一千四百万贯左右，其他所有开支只有七、八百万贯。这使南宋政权的财政状况始终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最糟糕的是，从赵构开始，终南宋一百五十二年的统治，这个政权几乎没有为缓解这个压力采取过什么像样的建设性措施。我们所能找到的记录，仅仅是不停地用通货膨胀和增加苛捐杂税的方式，将压力转嫁给民间。于是我们在史学家的研究中只能看到，南宋一朝苛捐杂税的科目之多、赋税水平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经常达到北宋时期的至少一倍左右。这是南宋时期民间动荡不安反抗较多的主要原因。（42）

据说，当时曾经有人算过一笔账，从成本核算的角度支持对金求和。他们认为，每年支付金国五十万两、匹银、绢，远远比开战后军费开支的浩大成本与风险更划算。这种犬儒主义的算计很有可能恰好对了赵构的心思。

由此，可能会导出一个为赵构开脱的理由，尽管我们在感情上很不情愿。那就是，作为一个并不糊涂的国家元首，他应该最了解此中情形。在南宋后来的一百多年里，至少主动发起过两次大规模的北伐战争，均以惨败告终。由此，证明了一个老生常谈：任何战争，都不仅仅是武力的对抗，而是交战双方综合素质的较量。这可能是赵构不想也不敢对金开战、只希望屈辱求和的重要原因。

在赤裸裸弱肉强食的时代，此类以小事大、以弱事强的事例并不罕见。形势比人强。在强人面前，弱小者并不是任何时候想灭掉这个强人都能做到的。特别是当他已经被这个强人打怕了的时候更是如此。

（11）《大金国志》卷2《太祖武元皇帝下》。

（12）同上《太祖武元皇帝上》。

（13）见柏杨《中国人史纲》第630页。《宋史》《赵良嗣传》。

（14）同上。

从实力对比等等综合因素中寻找战与和的历史动机，应该不比完全归咎于个人品质更远离可能的实际情况。

注释：（1）曹勋：《松隐文集》卷29《圣瑞图赞并序》，嘉业堂丛书本。

（2）《宋史》卷194《兵志》，第4827—4828页。

（3）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1《天祚皇帝中》。转引自《宋帝列传》之《宋徽宗宋钦宗》第182页。

（4）《三朝北盟会编》卷下，政宣上帙7.（5）《宋史纪事本末》卷53《复燕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