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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顿老四的学校里还有两位受聘的先生，其中有一位也是顿家庄的，顿老四按照辈分称呼他为大伯。顿大伯五十多岁了，是个老式读书人，毛笔字写得特别好。当时纸缺，顿大伯为了节约纸张给孩子们练字，就发明了一种办法：先到河里挖一些胶泥砸成方块，写字时第一遍用毛笔蘸着胶泥写。胶泥颜色浅，用完后还可以再用墨汁写第二遍。顿大伯教学生写毛笔字

当时我父亲只有八九岁，正是招人喜欢的年纪，在途中年幼的父亲和那两个车夫混熟了。两个农民既淳朴、又风趣，总是喜欢逗父亲玩。又走了几天，来到舞阳县境内一个叫李家寨的地方。李家寨的寨主是祖父在警察学校的同学，此时已经得到了消息，早早迎候在寨门外，一行人都很高兴。

李家寨是个典型的封建大庄园，寨旁紧邻一条宽阔的河，外面还有城墙，家里还有数百名武装。这个庄园基本上是封建式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模式，粮食、肉蛋、布匹，以及其他一些基本生活用品都是自己寨里生产的。李家用的暖瓶特别有意思：在一把铜壶外面做个木桶围起来，木桶与铜壶之间用棉花套子填充，以此来保温。李家的少爷、小姐们，虽然平日里养尊处优，但居然都没见过白糖，吃的糖都是自家产的糖稀或者蜂蜜，听到我父亲说白糖竟然和雪一样白，个个稀罕得不得了，还问：“做成那样，那糖还甜不甜呀？”

在李家寨休息了一晚以后，第二天清早渡河。但是当时河里的船都被军队搜走了，还好找到两条渔民放鱼鹰用的划子，一趟载两三个人渡过了河。渡过河就算安全了，很快到了目的地南阳。此时两个车夫领了钱要回家，祖父一高兴，加了一倍钱让他们走了。二人千恩万谢，高高兴兴地去了。只是父亲此时跟他们已经建立了感情，哭着不让他们走。两人又哄了他半天，说等不打仗了就可以去找他们，但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面。

祖父在抗战期间大概是负责情报方面的工作，经常需要化装穿越敌占区。据当时祖父的一名卫士后来讲述，最危险一次是在从日据的某县城搜集情报出来的时候，险些被抓。当时二人装扮成客商模样，祖父手持一根中间掏空的竹拐杖，里面装的是文件，卫士则伪装成他的随从。二人顺利地通过了城门口日军关卡，正走到几十丈开外伪军关卡时，一辆马车从身后突然驶出。那马大概受惊了，速度极快。祖父慌忙躲避马车，手中的拐杖落在地上被马车的铁轮压过。竹拐杖从中间轧劈了，露出了里面文件的纸头。卫士见状，立刻用手紧紧攥住露出纸头的部分。幸亏当时伪军和日军的注意力都在那匹受惊的马身上，没注意拿拐杖的人，因此二人得以侥幸逃脱。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一章峥嵘岁月（1850～1949）十、顿老四

一九四四年的日本鬼子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因而不再象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杀时那么凶相毕露、趾高气扬了。据没有跟着父亲一起撤退的熟人们讲：占领漯河当天夜里，日军进城时没有打扰老百姓，都露宿在大街上，很多老百姓是第二天早晨起来才知道日本人占领漯河的；日本兵向人问路、找房子借宿也都是点头哈腰，显得很有礼貌；还有一些鬼子士兵，竟然帮老百姓挑水、打扫院子。和害民扰民的汤恩伯部比较起来，此时日军的作风简直强到天上去了，也难怪会有那么多河南人愿意充当汉奸，跟鬼子合作。

祖父在抗战期间经常外出公干，在家的机会少而又少。祖母这个人喜欢繁华市面，在祖父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很不适应，又怀念起漯河来。这时，漯河虽然已经沦陷，但听说日本人在那里不但没有烧杀抢掠，而且还向饥民散发军粮，局势反而显得比较安定。于是，祖母又带着几个孩子回到漯河。不过，这次没有住到漯河城里，而是住到离漯河十七、八里的顿家庄。

顿家庄全村都姓顿，庄里最大的地主叫顿老四。顿老四当时大约二十七八岁，长的非常清秀，是个读书人，但没有在官场担任什么职务。顿老四这个人很有志向，非常爱国，自己掏钱办了一所学校，亲自担任教员；此外，顿老四还聘请了两位老先生，免费教学生读书。时值战乱，学校也没有条件分班，所有的学生都在一个班里，年龄不同的学生就看不同的教材，别的年级上课时其他年级的孩子们就自习。附近的村民无论贫富，只要哪家愿意让孩子上学的，顿老四都热烈欢迎。有些家长没有见识，对孩子读书三心二意，只想让孩子认两个字就辍学挣钱养家，顿老四就上门跟人家宣传读书的好处。我们家住在顿家庄期间，我父亲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在顿老四的学校里念书。顿家庄虽处于沦陷区，但顿老四仍旧教学生们爱国操守，还自编了一首爱国歌《殛待国人奋臂起》给学生们唱。那首歌的歌词音调我父亲至今还记得：

袖珍国，英吉利，开疆拓土千万里；小日本，弹丸地，二十世纪尚崛起；更何况我大中华，殛待国人奋臂起！

顿老四每次在领学生唱这首歌时，感情激动，眼里总是闪烁着泪花。我父亲当时虽然只有十来岁，但也能够感觉得出来顿老四这个热血青年的爱国情操。六十年以后，当我父亲临终前在病床上向我讲起顿老四这一段往事时，一向很少流泪的他竟然禁不住双眼热泪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