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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九六三年以后，肚子可以吃饱了，常叔就琢磨着再娶个媳妇。后来有人介绍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外地女人，常叔也不知道人家的底细，就跟那女人一起过了。谁知那个女人是个放鹰的（「注」“放鹰的”是滑县方言，意思是骗婚后偷窃财产的人），还不到一个月，就把常叔家所有值钱的东西一卷而光，还在外面借了不少钱，跑了。常叔人财两空，日子越发艰难。
但是常叔这人特别迷女人，总是还想找个老婆。那时人们本来就穷，又刚被放鹰的打劫了，常叔更是穷得家徒四壁，还背着一屁股债，自然没人愿意跟他。当时村子里有几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觉得常叔这人有趣，就想愚弄他。于是，这几个年轻人就编造说有个寡妇愿意嫁给常叔，假模假样地到常叔家提亲。常叔一听，顿时喜出望外，连忙做了一顿好饭招待人家，一个劲地催着要求见面。本来那些人就打算骗他一顿饭算了，但看常叔如此急迫，禁不住又想逗逗他，于是答应常叔当天晚上（「注」河南风俗，见寡妇要在晚上）在生产队的场（「注」“场”是滑县方言，指农民晒粮食的空场地）里见面。
几个年轻人跑到邻近的任庄，跟那边人一说这个情况，任庄的几个小伙子也加入到恶作剧的行列中去。其中有一个长得比较清秀的小伙子，自告奋勇地充当女方，找了一身花衣裳一穿，又戴了一个花头巾，看上去还真有几分像个女人。到了晚上，就按约定在场里的麦秸垛前等着。那几个年轻人赶紧去通知常叔，常叔一听，高兴得合不拢嘴，赶紧去了。其实当时村子里好多人都知道这是恶作剧，但都想看常叔的笑话，也就不跟他挑明。常叔去的路上，跟着十好几个半大孩子起哄，麦场里也围了好几十个年轻人看笑话。常叔见了那“女人”，激动得不得了，问寒问暖，那小伙子只好捏着嗓子回答。常叔求偶心切，竟然没听出来，一本正经地问这问那，把看热闹的大人小孩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再说一句：“唔，基础的基础”。每到傍晚以后，农场的玉米地里总是这里一柱青烟，那里一堆篝火，都是犯人们在烤玉米吃。农场的管教干部都还不错，明明能够看见那些炊烟和火光，但总是装聋作哑。
实际上，我母亲所在的豫北和我父亲劳改所在的豫西，饥荒状况并不是全国最严重的。光河南信阳一个地区就饿死了一百万人，其中一个小小的息县就死了十万人，有六百三十九个自然村全村饿绝。这引发了后来的信阳事件，引发了中央对整个信阳地委的大清洗，最后找出几个“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地主阶级分子”处理做了替罪羊。就这样，中国以死亡三千万人的巨大代价，给毛泽东一手发动的“大跃进”划上了血红色的句号。（「注」饿死三千万人的说法，是个大致的、粗略估计数，具体饿死人口多少，一些学者互有争议。根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的分析，1959～1962年饿死人数在1700～2200万之间；另据重庆大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记载，这一数字为1900万；据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根据我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在《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文分析结果为2680万。不管饿死的人是三千万还是两千万，在和平时期内、没有全局性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饿死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都决不是什么“一个指头”的小事。）
后来，某些人为了给自己推脱罪责，称一九六○～一九六二的饥荒是“自然灾害”，这其实是占不住脚的。根据我国历年水文气象资料来看，那几年的确发生过自然灾害，但是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每年不可能保证各地都风调雨顺。那三年的“自然灾害”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远远比不上一九五四年的全国性洪涝灾害，为什么一九五四年就没有饿死人呢？当然，某些人也自感底气不足，又给加上了两条：“苏修逼债”和“美帝封锁”，其实这也是很可笑的――“苏修逼债”发生于一九六○年夏天，而饥荒发生于一九五九年秋后，到一九六○年春季最惨烈（“信阳事件”就发生在一九六○年春天），哪里有“因”在后，“果”在前的？事实上，苏联当时还曾经借粮食给我国东北地区，使得数十万人得到口粮而免于饿死。至于“美帝封锁”就更可笑了，“美帝”自一九四九年就“封锁”中国（无非是不跟中国进行贸易），特别以朝鲜战争时为烈；朝鲜战争后英、法等西方国家跟中国逐渐恢复了贸易关系，然而饥荒竟然是在“封锁”有所放松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伪造历史、推脱罪责的做法，真是让人齿寒。
我的大姑父在信阳事件后随同毛泽东到河南郑州开会，会议在河南省军区礼堂召开，出席者是河南省地区以上党、政、军官员。一开始就是热烈鼓掌，伟大领袖的第一句话就是：“信阳人民不愧是革命老区人民！”接下来又是热烈鼓掌。晚上跳舞，吃的喝的应有尽有。据大姑父回忆说，信阳事件发生后，为了隐瞒灾情，信阳实行了特别措施，民兵占领了火车站，只许下、不许上，所有邮件都要拆开检查，查到有人写信上告或上访，都抓起来。当时人们都在死亡线上徘徊，关上两天没一个人能熬得过去，于是就在监狱里死了。到后来，有一个转业兵回到家乡，发现自己全家没活人。由于他当过兵，见过些世面，他没有写信或去坐火车，而是一路上昼伏夜出，靠转业时带的干粮维持生命，直接告到中央。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三章人间“天堂”（1958～1965）四、短暂的喘息
六十年代初期，中央的确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希望给予放松对农民控制，按农民自己意愿从事生产活动的路线；另一条则是以毛泽东为首，造成几千万人饿死、工农业总产值下降百分之四十的“三面红旗”路线。由于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已经难以为继，只好由刘少奇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一九六一年后，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实行“三自一包”，政策逐渐宽松起来：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也可以开小片荒。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农村缓慢地恢复和喘息。外公分得了四分的荒地作为自留地，于是用他种地的专长，精耕细作，家庭开始逐渐恢复生机。到一九六三年秋后，终于能够吃饱了。当时的食物都是一阵子一阵子的：一阵子顿顿是红薯，吃得人直吐酸水；过一阵子又都是南瓜，吃得人直想吐。
然而即便是能够吃饱也可以导致厄运。一九六二年麦收以后，很多饱受饥饿折磨多年的农民，由于长期的饥饿导致肠胃功能退化，饱食后胀腹而死。我的外婆知道一些科学常识，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法让全家人恢复肠胃功能，才使家里无人遭此厄运。由于能吃饱了，大自然又开始了人口补偿，加之当时没有什么计划生育工作，于是满街出现了大肚子，中国又一个人口生育高峰来到了。在我参加工作后接触过的同事中，有很多都是一九六三、六四年出生的，却极少见到一九六○、六一年的。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三章人间“天堂”（1958～1965）五、“老婆迷”
那时村子里有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汉子，我母亲喊他“常叔”。常叔的老婆在粮食关时饿死了，给常叔留下了三个孩子。他老婆死的时候，常叔趴在他坟头上哭了好几天。那时吃不饱肚子，家里又穷，常叔也就没有再娶老婆。